《远在北京的家》

张菊芳、谢素平、刘春花等五位农村姑娘都来自安徽省无为县。按照当地的习俗，女儿长大成人后都要自己到外面去闯荡一番，最多的工作是做保姆。1992年的新年过后，张菊芳等五人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去京城寻找挣钱的机会。本片记录了此后一年里她们的生活状态。这是生活颠簸不宁的一年，寻找工作，被辞退，再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寻找一个安身之所，独自面对艰难。 

　　在五位农村姑娘的生存状态之外，本片还广泛记录了九十年代初“民工潮”现象，对它发生的背景、面临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做了多方面表现。 

　　制作年份：1992年1月－1993年6月获奖情况：1993四川国际电视节大奖1993年全国社教节目评比特等奖 

专访:《远在北京的家》——聚焦外来打工妹的生存状态 

　　柳遐：《远在北京的家》是你早期的一部作品，也可以说是你的成名作，从这部片子当中，可以非常鲜明、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你当时青春的一种激情，那种激情来自于哪里？ 

　　陈晓卿：说到创作动机，可以追溯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安徽人，大学是在北京读的，每一年的寒暑假，尤其是寒假，坐火车都会遇到大量和我一起回家的打工女，她们和我岁数差不多，在火车上，她们相互说着“北京话儿”，故意要表现出一些在北京生活过的印记，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有趣。尽管当时我没有进电视台，没有拿过摄像机，但对她们的生活特别好奇。只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表达形式。 

　　柳遐：我很喜欢你这个片名———《远在北京的家》。这是一个家，它远离故乡，远在北京。读到它，就感觉一下子触动了我们的心，一种暖暖的情怀。其实，片子当中真正表现出来的，我觉得没有那么令人神往，那些孩子没有家，要说有家的话，也是非常飘忽的、不固定的、别人的家。 

　　陈晓卿：我大学毕业以后，分到单位里，当时我媳妇在安徽，我很长时间，准确说是九年，一直住在单身宿舍里。每次我们团聚的时候，同宿舍的室友都要到别的地方借宿。有时候，室友的老婆来我们也得让地方。没地方去，就在大街上遛达。有一次，我们俩在大街上走，她跟我说：“你看北京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家家都亮着灯，为什么没有我们的一间呢？”……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对北京有一种隔膜，没有归属感。所谓“满街的华灯，没有一盏属于我”就这样子。为什么把保姆作为我拍摄的客体，是因为我觉得她们就是另一个我。 

　　柳遐：10年以后回过来再看自己这部片子，你怎么看待它？ 

　　陈晓卿：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小保姆们第一次走出北京火车站、看到北京的天空高楼时那种迷茫、向往的眼神。但是，回过头来我在镜头里找不到这种让我心动的目光，就是说我当时没有那么敏锐地去捕捉它，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憾。 

　　真正让我感到震颤的，是我们片子里面，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办法传递给观众一些特别真实的生活。比如说，张菊芳在“三八家务服务公司”等待顾主，等了整整5天5夜。白天等主顾挑选，晚上就住在公司，住宿环境不忍卒睹，大通铺，地铺，人挤人的。他们这个家务服务公司也不愿意我们去很直接地拍，所以我刚才说，真是特别遗憾。如果是今天我去拍的话，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我特别特别想看到她晚上自己在那儿待着的情形：和五六十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没枕头，就靠着自己的小包袱…… 

　　柳遐：在这部片子中，我们看到的是5个女孩子的生活历程，但是，从你拍摄素材上来说，应该远远不止这5个？ 

　　陈晓卿：是的。其实我们追踪的非常多，我们一直在这种忙忙碌碌的、紧张追踪的情况下工作着。我们从一开始拍摄她们，一起上车，我们充满了希望。可是，到了北京就找不到人了，当时可以说，感动的地方没有我们焦躁的地方多。人都联系不上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拍得下去？一次一次，整整1年半的时间，我们不停地在这种寻找———找到———喜悦———又失去联络———失望，在这种不停的过程下挣扎，起起伏伏。 

　　柳遐：你让我们看到拍纪录片的一种辛苦。 

　　陈晓卿：我觉得一点都不艰苦。跟这些孩子相比，我们简直是幸福人儿。她们探到了她们生命的极限，而且还在不停地探寻和体验自己究竟能够负重多少，她们不停地试，在改变自己生活的同时，也在不停地压榨自己。我们没有这个勇气啊。 

　　柳遐：片中那些女孩子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你后来还跟她们有联络吗？ 

　　陈晓卿：我想我能交代的大结局只能到1997年。1997年，这些小孩基本上和我都失去联络了。后来鞋厂倒闭了，在鞋厂的张菊芳去哪儿了也不知道。谢素平后来在北京的海淀区卖菜，当时因为执照的事情，我还去帮她，以北京人的身份帮助解决了一下，做了些帮助。后来有过电话，她向我提了个要求，她听很多人谈到过她“主演”的这部片子，她非常想看一看，她自己本人没看过。我就把她请到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办公室，给她一个人放了这部片子。她来的时候跟我说了很多的话，包括怎么做生意啊，什么什么。她看完这部片子的时候，泣不成声，没有告别，一句话没有跟我说就走了。 

　　我觉得和她们特别像在一个冰天雪地的车站相遇、邂逅。也许在下一个车站，也许在以后很远很远的一个车站，我们可能还能够见到面。这个可能是人生的机缘。 

摘自《经典重访：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记录片导演对话》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