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者》所记录的那些生者

─── 普通人的悲痛才能震动人心

系列纪录片《生者》记录下的不仅仅是地震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更是众多普通人在巨大生活改变中展现的人性细节。

6月12日，当摄制组离开的时候，兴盛街都江煤矿家属院的女人孩子们纷纷扑进导演包中竹怀里哭了起来。在众多的纪录片中，这应该算是拍摄者和拍摄对象感情最为融通的一部。

这是央视《见证》栏目拍摄的18集纪录片《生者》中，都江堰摄制组发生的故事。都江堰摄制组的导演包中竹、摄像刘江来自成都电视台专家工作室，领衔的是国内著名纪录片导演梁碧波。

5月12日那天，梁碧波的摄制组正在成都市大邑县拍摄另外一部纪录片，“当时完全是吓了一跳，但到了第二天就知道这已经不是个小事了”。14日下午，梁碧波召集剧组开会，安排如何继续工作，决定自己离开、一个人去地震灾区拍纪录片。结果，全剧组人员要求去记录这场巨大的灾难。于是，“在没有立项、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完全基于热情，我们整个剧组开始转向灾区拍摄。当时也不知道拍来有什么用处，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大事，如果没留下历史记录就是一个遗憾。”

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也在关注汶川大地震的影像记录，由《见证》栏目制片人陈晓卿负责这个项目。两位著名的纪录片导演汇合在一起的结果是，央视方面出动8个摄制组，梁碧波工作室出动3个组，分赴各个地震灾区。按理说，这样的合作关系会有复杂的合作程序和经济分配，但在这种非常时期，两方面各出各的人马、各担各的费用，只是在质量控制上实施统一的标准。陈晓卿任总制片，梁碧波任总导演，拍摄的选点、题材、角色以及“戏的走法”按统一标准，由陈晓卿、梁碧波控制质量和进度。

在《生者》里出现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甚至平时看来似乎碌碌无为的人。“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普通人，”梁碧波说，“我们的原则，第一是真实，第二是普通人，第三是时间含量，要能看出人的生活的变化。事实上，在这个非常时期，生活的变化是非常的迅速——今天还住着自己搭建的窝棚，明天也许就住进了帐篷，后天就住进了板房。我们想要展现的就是在如此巨大的灾难冲击之下，生活被迅速改变，中国人的人性的表达。”

都江堰摄制组记录的是兴盛街一处垮塌现场、几十位居民一个月来的生活。这处现场倒塌了两栋楼，16位居民遇难。两栋楼之间原本有一面墙，墙这边住着都江煤矿的职工家属，墙那边是原地拆迁的本地菜农，现在墙也被震垮了，就在废墟前搭建起临时帐篷安置点，两个原本没什么来往的群体融合在一起开始了着集体生活。

陈主原来是菜农，拆迁之后靠贩鸡为生。导演包大姐认为他们就是社会的最底层，没有社保、没有固定生活来源，贩鸡、卖鱼、开小吃摊，什么活计都干过。地震后商业停顿，没有生活来源，一无所有的陈主只能靠四处给危楼里的住户搬家为生，赚个几十、百把块。但无论“集体大院”里谁家有事，他总是积极热心地第一个跑去帮忙。鲜大姐是都江煤矿的家属，她的三儿子以及小儿子的妻子、孩子在地震中遇难。小儿子张鲜面对镜头出奇的平静：“三口之家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张鲜和陈主原本是旧相识，现在的集体生活让他们又聚在了一起。

镜头一直静默地记录着这些人的震后生活，不干涉、不影响、不论述，最多只有简短的询问：“你在干吗？”、“你要去哪儿？”摄像刘江说：“我们最心痛的是帮不上他们什么忙，我们只能记录，只能做一个电视志愿者。”因为现场无法充电，摄制组每天都要返回成都，而每天去都江堰的时候，摄制组就尽其所能带上食物、蔬菜、油等生活物资。包中竹经常和拍摄对象们哭成一团，“我们的感情和他们完全是相通的，如果地震稍微再波及远一点，那就会是我们的家人在悲痛我们，只不过是我们侥幸逃脱了而已。”

6月12日，兴盛街的人们在废墟上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悼念遇难的亲人。张鲜在仪式上念了那首《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所有人泣不成声。摄制组给鲜大妈买了车票，送她去攀枝花投靠亲友。鲜大妈的三儿媳去成都找工作，因为失去了父亲的孩子还需要供养。张鲜留在都江堰，住在临时板房里，他准备和哥哥合开出租车。市场恢复营业，陈主和姐夫一起合伙贩鱼。兴盛街的集体生活不复存在。

（本文由《见证》栏目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