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航天科技帅才

    主持人开场白：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中，往往有很多细节很容易被后人所忽略，但是，对于它的当事人来说，这细节却活灵活现地、生动地刻在他们的记忆当中，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大家孙家栋曾经参与了我国30多颗卫星的研制和发射，但是，他讲给我们的却是一些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小故事。

    1967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首任院长钱学森在几年前的火箭研制中就了解了孙家栋，他亲自点将，由孙家栋担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年仅38岁的孙家栋，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就担任了这个统率千军的重要职务。

    主持人：当时您在进行卫星总设计师这个工作的时候，您当时对它的主导设计思路是什么呢？

    孙家栋：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很多同事交换过意见，为了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搞工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弄清楚这个工程项目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就是“上得去”，卫星上不去变不成卫星，第二叫“抓得住”，就是卫星上天以后，它不是我们放上去以后就不管它了。

    主持人：自己跑去了。

    孙家栋：关键是抓得住，你联系不上……

    主持人：上得去，抓得住。

    孙家栋：第三，我们这次卫星，当时除了工程任务以外，大家还想，是不是要搞一些带点标志性的任务，当年的提法就是带点儿政府性的任务。

    主持人：第三条叫什么？

    孙家栋：“听得见”，就是搞个东方红乐曲。“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最后一条——当然现在的卫星不要这个要求了，因为第一次卫星光听得见，大家可能还希望眼睛能看得见，这样才好了，所以在星上要采取点儿措施，当时就叫“看得着”，就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着”。

    主持人：这12个字？

    孙家栋：这12个字作为基本的任务。

    解说：早在1958年苏美两国的卫星发射以后，毛泽东主席就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的号令，之后的几年，法国也成功发射了卫星，因此，尽快让我们的卫星上天是当时的首要任务。

    主持人：当时有没有人反对这12个字？

    孙家栋：当然作为一个工程方案来讲，肯定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具体来讲，我搞这件仪器，假设我搞成了，我就可以参加这个工作了，我们搞这一段，虽然我的进度晚了一点，你再多少等我半年，就上去了。这个感情是绝对不一样的。

    主持人：一定有很多人跟您争，希望他能搭上这班车。

    孙家栋：对，这也是从积极这方面来讲，大家都热爱这个事业，都愿意把我自己的成果贡献给第一颗卫星，当然这也可以理解。

    解说：这是为了能够“听得见”，装在东方红一号卫星里的发音盒。当时，我国的电子元器件发展水平还很低，搞这样一个产品，的确让他们费了不少劲。而更难的却是如何实现“看得着”。

    主持人：当时您说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那么在两可之间的时候，你们是怎么选择的？

    孙家栋：因为我们第一颗卫星是一米的直径，为了使这颗卫星能让地面看得见，所以就想往大了做。但当时的火箭口径有限制，所以不可能做得太大，那么在这一米直径的条件下，他们想办法把卫星表面做得抛光，抛得特别亮，特别亮以后当然反光率就比较强了，但是也不能表面完全做成圆的，做成圆的以后，好比一个球是个圆的，你再怎么晃，它也不反光，所以他们想了很多办法，虽然外径是圆的，是个球，但是做了72面平面体，就是72面平面体，把它凑成一个圆形。

    主持人：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反光灯一样？

    孙家栋：反光灯一样。上天以后把卫星转起来，一旋转起来以后，它就闪闪发光。

    主持人：让它闪烁？

    孙家栋：闪烁。

    主持人：让它转起来。

    孙家栋：所以这样的话，反光率比较强，这样使得地面不用采取特别的工具的话，争取基本上能看见。但是为了更准确，我们专门请了天文台的系统，我们知道搞天文的人看这个星星是非常有经验的，就请教他们，经过他们一算——，因为第一次咱们卫星上天，大家都比较慎重——感觉就在边界情况下。

    主持人：因为可能看不见？

    孙家栋：有可能看不见。因为这个事没经验。

    孙家栋：所以这样的话呢，最后想了这样一个办法，在我们的三级运载火箭外头包了一个气球，这个气球把它压扁，压扁以后同时带个气瓶，这个气球做得特别大，好比做到三米，甚至可以做得再大一点，气球表面再把它喷上反光率比较好的一些喷涂材料，上天以后，自动地，汽瓶有一个爆破阀，打开把气球吹起来，吹起以后，就马上看得见了。

    解说：1969年上半年，东方红一号卫星按照12字方针正处于紧锣密鼓地研制当中，“工宣队”进驻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负责人孙家栋因为富农出身靠边站”了，成了一般科技的人员。

    孙夫人采访：没动他，当时周总理在我们航天部有个知识分子保护名单

    解说：孙总的夫人魏淑萍当年是一名医生，在她的记忆中，一直忙于工作顾不上家的孙家栋，突然闲下来，还有点不适应。　

    孙夫人采访：他靠边站了，半夜给他打电话，说组装车间的任务完不成了，意见不统一了。到那，他就能都给你平衡了。老师傅都高兴了，好好干，没事了。

    解说：1969年秋，经过两年的努力，方案中需要的所有仪器、部件已由图纸变成了实物。但是，设计人员交来的卫星仪器样板上无一例外地加上了毛主席像章。这在材质和重量上都会对卫星产生影响。

    孙家栋：因为是这样，你交的仪器有毛主席像章，我交的仪器没有毛主席像章，这整不好可就是天大的问题。

    主持人：想起来东方红一号上也够热闹的，全是毛主席像章。

    孙家栋：这是大家看起来很正常的东西，感觉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就工程来讲，大家都担心。

    孙家栋：因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正是这样的感受，大家对这个产品确实是高度负责的这个角度。所以，我当时才敢于把个问题向总理汇报了。

    主持人：是您主动说的吗？

    孙家栋：我主动说的。总理不了解这个事情，我要不说的话，总理不会问到这个问题。

    主持人：但是已经到了那个时候了，卫星已经要出厂了。

    孙家栋：还没有。正在装的时候。

    主持人：正在装的时候。实际上您要不说的话，就这么装上去了。

    孙家栋：那就肯定装上去了。

    主持人：那如果装上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孙家栋：那就难说了。

    主持人：所以当时，实际上就意味着，当时在装的时候，你们作为设计人员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惟一的问题就是谁敢说、谁来说的问题。

    孙家栋：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向谁说？这些当时都是问题。那阵儿我也知道，不要说给钱学森汇报，那阵儿就想这个问题要是给聂老总汇报，恐怕聂老总也不好表态。

    主持人：所以因为这个事，就一直没提，一直没说。

    孙家栋：一直没提，没办法提。但是总理当时听了以后，马上很快，同时态度也非常和蔼，感觉对政治问题，我们对毛主席的热爱，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情，但总理，实质上我理解并没有正面批评我们，或者什么，他说你看咱们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你看看我们的人民大会堂是非常严肃的地方，从政治、从各方面那是非常严肃的，你看我们这里头挂毛主席像章，或是毛主席诗词什么的，都非常有分寸，并没有，说那意思是随便乱挂。

    主持人：并没有到处都是。

    孙家栋：其实那天我看见人民大会堂里头我们那个厅里并没有毛主席像章。

    主持人：厅里也没有放。

    孙家栋：就讲这么个例子。大家在场的都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主持人：实际上总理也并没有直说我们不要挂了，但是意思就回答了。

    孙家栋：意思就完全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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