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楠大姐让我心想事成

    邓楠女士：

    我们不曾忘记，30年前，刚刚复出仅几天的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科学和教育工作，在他的关怀和领导下，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这一英明之举，奠定了当今中国强国的基础。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也是伟人邓小平十逝世10周年，中央电视台〈重访〉栏目，计划推出纪念恢复高考的特别节目，对历史转折背后的故事进行记录和重访，感恩与纪念，是我们的心愿。

    我们真诚地希望您对我们的节目给予建议和指导，同时，也希望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拟采访的内容如下：

    1、 据说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工作，就“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2、 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前后的经过是怎样的？

    3、 高考是如何冲破坚冰得以恢复的？据了解1977年的高校招生文件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修改的，经过是怎样的？

    望您在百忙之中能给予指导和建议并接受我们的采访。

    顺带七七级考生的感激与问候！

    中央电视台〈重访〉栏目

    当我把这封公函发给邓楠的时候，没有想到，她真能够接受我的采访。

    几天前，当栏目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放下手中的选题，改做“恢复高考”选题的时候，那一刻，我差一点乐疯了，还能不愿意？我巴不得呢！

    其实，早在春节的时候，我就想做关于“恢复高考”的节目了。那时，在网上浏览到1977年中国重开高考之门的幕后故事，我已经落泪了。

    我没有想到 30年前，邓小平推动“恢复高考”的每一步，原来是那么艰难啊。随着选题的深入,我认识了两个令人钦佩的人：查全性和穆扬，查全性是第一个在邓小平面前提出恢复高考的武汉大学教授,穆扬则是用一份内参推翻了“两个估计”的〈人民日报〉记者。

    我姐姐是医科大学的教授，她很少看电视，我做的节目，她从来没看过，饭桌上，我把我看到的故事讲给她听，她说：“你怎么不做这么一个节目啊？”，我说：“我如果做一期这个内容的节目，你看吗？”，她沉默了片刻，说：“没有邓小平，哪有我的今天，我不但会看，我还会尽可能地通知我的同学都看，是邓小平转变了我们的命运啊！”，恢复高考前，姐姐是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

    围绕着恢复高考，发生了那么曲折的故事，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姐姐一家，竟然开始全体出动帮助我收集有关恢复高考的各种资料，甚至，在我的节目制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我姐姐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儿子，帮助我找到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韩景阳的故事。这是后话。

    我很庆幸，我有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栏目的领导，总是给我们提供最大程度的帮助和支持。

    当我第一次打电话到中国科协，联系采访邓楠事宜的时候，接电话的人问了我一句：“你见邓楠上过电视吗？”我一愣，还真是的，好象还真没见电视里有她的什么采访，那个人又说：“邓楠很低调的，她从来不接受电视采访”，我知道对方是在谢绝我，一着急，我脱口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想做期节目纪念邓小平，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这实际上是我们的感恩，也是我们的心愿，请您理解”，对方突然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口气亲切了起来，他说：“我一定把你的意思转达给过去，这样吧，你发个采访提纲来好吗？”，这样，我就写了本文开头的那封信。

    我猜想，这位我至今不知姓名的人，一定为了帮助我完成采访，费了不少心，因为，当我把那封信发给他的时候，他一再向我表示，保证这封信一定交到邓楠手上，并且，他悄悄地把邓楠秘书的电话给了我。明显，他在支持我做这个节目。后来，当我完成采访后，我曾经感慨，实际上是一句感恩与心愿的话，即刻完成了我与这位陌生人心灵的沟通，我相信，在那一时刻，我们之间产生了共鸣，我也确信，他有着同样感恩的心。

    后来，在我采访的许多人和许多事中，应该说，这种感恩与共鸣无所不在。比如，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先生,作为1977级学生,竟然发动了他们北大中文系全班的同学，讲出自己当年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故事,来丰富我的节目。

    起初，邓楠大姐是不同意接受采访的，我想，她确实是个低调的人。我就用同样的理由去游说她的秘书，我的法宝就是说心里话，许多有感而发的语言，一股脑地跑到我的嘴边。后来，她的秘书竟然为了帮助我完成心愿，一次次地去和邓楠谈这件事。

    在等待邓楠大姐决定的期间，我去武汉采访了刘西尧。1977年全国科教座谈会和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有一个挺重要的人物——刘西尧，他是当年的教育部长。在我看到的所有的文字资料里，刘西尧在“恢复高考”这件事情上，似乎都是个阻碍。他是当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忠实执行者，也是被邓小平狠狠批评的对象。当他表示同意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连我们栏目的负责人都有些惊诧，他会说些什么呢？

    在武汉人民医院的病房里，我见到了已经91岁的刘西尧，我没有想到，他对着我们的镜头，竟然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自己当年的错误，另外，还告诉了我们一段鲜为人知的事情：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全国的高校校长联名写信，要求罢免他教育部长的职务，他在那种状态下，不得不辞职。

    这位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共和国将军、成功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功臣、文革前后都位居要职的国家领导人，他为什么要在全国的电视观众面前抖落自己的伤疤？

    那一刻，我倒对刘西尧老人油然升起了一种敬意，他完全可以不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完全可以唱唱高调，但是，他却要这样说。30年了，我想，他在用行动，为纪念逝去的老战友，做了最好的表态。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一遍又一遍地跟我们说：“小平，好人啊，没有他，中国就没有今天”。

    从武汉回来之后，终于有一天，邓楠的秘书给我来电话，说邓楠大姐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了，那一刻，我激动极了。

    十年前，当邓小平逝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上班。记得那天晚上，我急忙回到家，我下意识地打开电视机，然后，顷刻之间眼泪哗哗流了下来。我不知我哪来的那么多眼泪，那时各个频道全部是有关邓小平的内容，我生怕错过了一枝一节，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重复的电视节目，直到最后一个频道没有节目了，我才定过神来，我很惊讶，几个小时，我一直在流泪。

    我是一个女性，对政治天生不敏感，经常是中央的北京市的谁谁谁我都搞不清楚，十年文革，又让我的心态有些逆反，可以这样说，长期以来，我的生活只有我的柴米油盐，中央的地方的各种领导人，从来不在我关心的范围之内。但是，一个经历过文革的桎梏、贫穷和苦难的人，一颗本能的感恩的心，又怎么能不在此时感慨万千呢？那时，我多想把我的感觉告诉他老人家，又多想和他说说心里话啊。

    因为做这期节目，我读了各种途径搜集来的史料，无数次感同身受地置身于那些变革的时代。小平同志，当年为了拨乱反正，为了把国家从文革的苦难中拯救出来，每一步，实际上都充满艰辛，顶着巨大的压力。

    “一个人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他的信仰是：要使国家和人民富强起来，这是他最的大

    的追求，所以，为了这个追求，他只要认为这些对国家对人民有利，他就会不惜牺牲自己的追求去推动，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也还要用他的实际行动，去感动大家，感动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能信任他，这也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没有人民的信任，想做什么事情也不行。正是顺应了民心，正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也正是对广大的老百姓造福”。这是邓楠大姐接受我采访时，对他父亲的评价，当时，我拿着话筒，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什曾带着无比崇拜的口吻，对邓小平做出这样的评价：“他拒绝为撰写他的传记提供帮助，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他在以对一个人无限神话为特点的十年之后的表态”。

    我采访结束的时候，我问了邓楠大姐这样一个问题：“您知道您的父亲在我们心中是什么位置吗？”

    我看见邓楠大姐一愣，我接着说：“他是亲人”

    我看见她的眼睛湿润了，可是，她不知道，我想说这句话，已经整整10年了。

    叶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