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与“光”的生涯

    氢弹，他负责核试验诊断；新一代核武器；他主持中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强激光技术，他曾担任首席科学家。国家的需要是他永远的专业，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应用物理学家杜祥琬，正在播出。

    开场白：1959年，在钱三强的积极推动下，杜祥琬等三十名优秀的中国学生来到前苏联学习原子能。在此后几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不知道在这里学习这些高深的理论究竟是为了什么？直到1964年10月16日的子夜，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揭开了这个谜底。

    四川省绵阳市，一个神秘的地方，以发展我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为主的综合性科研生产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研基地主体就坐落在这里，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应用核物理学家杜祥琬每年都会来这里，从事了40多年国防尖端科学研究，在这里有着他太多的的记忆。

    杜祥琬：这就是第一次核试验。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那时，26岁的杜祥琬还是一名学生，正在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

    主持人：咱们国内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那时候您也在苏联？

    杜祥琬：正好在我们要写毕业论文，快要答辩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食堂吃饭，一个同班的苏联同学，他说‘杜，你回国以后，你学的原子核到中国有什么事可干呢？’这个口气，就是说中国那么落后，原子核物理这么高精的科学回去有什么事可干，就这么个谈话。结果呢，过了没两天一个晚上，我们是这样，每天晚上学习或者是做作业或者是写论文，一定要弄到十二点，要听一段它的广播，因为每个宿舍有一个小的喇叭。十二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零点的莫斯科电台要播一次它的国歌，所以苏联国歌我听得很熟了，听完国歌睡觉，就在他们的无线电里头听到这条消息，莫斯科电台播了一段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很短的几句话，报上就登了个报屁股，一条小消息。

    主持人：报屁股？

    杜祥琬：真是个小消息，小豆腐块，但是就这么一点在学校反应很强烈。正好第二天上午是我答辩毕业论文，我在走廊里还没有进答辩教室的时候，就这位同学兴冲冲地跑来了，‘杜，祝贺你！我知道你回去干嘛了。’

    主持人：您的心态上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在这之前您并不知道……

    杜祥琬：一点都不知道国内在搞原子弹试验。

    主持人：不知道。

    杜祥琬1938年生于河南开封，小时候对天文有着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他报考了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与此同时，他也在留苏预备生的选拔考试中，以优异的成绩被选中。最终，他选择了服从国家需要，开始全力学习俄语，为留学苏联做准备。

    杜祥琬：我们1956年到1957年在北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我是高中毕业被开封选了两个留苏预备那时候叫留苏预备生。被选到北京来又学了一年外语，本来学完了，1957年就应当出去的，就是说两国关系有问题了就不出去了，这样分到北京大学又学了两年。

    主持人：那么当时去应该说在国家背景上，上层的关系已经出现问题了，你们知道吗当时？

    杜祥琬：当时知道一点。

    1959年的6月，苏共中央突然致电中共中央，宣布暂缓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并在一年后撤走了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但那时却保留了一个合作协议，苏联方面将要接收30名中国学生，前往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5年，而促成这件事情的是当时实施原子能事业的机构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不久，他成为了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

    杜祥琬：他这个人很有眼光，他一方面从国内调集了一大批专家来组织核武器研究院，同时他又派了一批年轻人去俄罗斯学习跟核武器有关的专业，为他们将来做后续的工作就派三十个人去学原子能。原子能这个范围涉及到原子核物理，这里面又包括理论物理、实验物理、反应堆物理、加速器、计算机等等。就是跟咱们现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相应的各个专业的组合。

    主持人：当时根本不知道我们国家要发展原子弹核武器？

    杜祥琬：当时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是根本不知道的，但是后来知道中央已经做了决策了，已经在组织队伍了，所以我们这帮人走的时候，钱三强先生亲自来给我们送行和讲话。

    主持人：那当时作为你们来讲也是一件很大的事？

    杜祥琬：当然是很大的事了，因为生活道路都变了。我本来是想学天文，后来分到北大又是数学力学系，这么一改变呢，就变成了学一个小原子核。

    主持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

    杜祥琬：但这个微观的东西后来发现是非常有趣味的。

    1959年9月，30位中国学生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来到了当时苏联最重要的原子能研究教育的学府—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在那里，集中了全苏联2/3最优秀的物理学家。组织上为杜祥琬选择了理论核物理，而这时，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也悄悄上马，代号“596工程”，在学习途中，他们不时接到国内的指示。

    杜祥琬：国内通过中国大使馆曾经给学理论核物理的同学转达过一点希望，就是要他们注意学好中子在宏观介质当中的输运。有这么一句话，但是当时对这句话是不懂的。我当然懂得中子，也懂得输运。

    主持人：不知道那是干嘛用的。

    主持人：那如果你不知道干嘛用能把它学好吗？

    杜祥琬：我知道这个学科的东西我可以把它学好，回去，学它的任务、背景是什么我不太清楚。

    主持人：但您可能有一种潜意识就是觉得回去可能要有用？

    杜祥琬：肯定有任务。因为有布置嘛，因为传达信息了嘛，一定是有任务，那就是国家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也没有太多想。

    主持人：没太多想。

    杜祥琬：也不用太多想。那时候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就是这个习惯。

    主持人：那当时使馆给您，给这些中国学生传达这个任务，当时有没有一下子理解过来这个任务跟核武器有关系？

    杜祥琬：因为派出我们的是钱三强，他是主管核工业的副部长，我们知道我们回去肯定是干核工业，但具体任务并不清晰。

    同期：

    杜祥琬：这个楼一直留着，这是当年的办公楼。

    记者：你刚来的时候工作就在这，那时候你来的时候觉得这神秘吗？

    杜祥琬：刚来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心情，当时有一首歌嘛，就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限荣光。

    记者：现在还会唱吗？

    杜祥琬：就是这句话的心情。当然会唱，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限荣光。

    主持人：您回国首先接到的任务是什么呢？

    杜祥琬：回国第一天接待我的研究室领导要我看那本格拉斯顿的《中子输运理论》，我一下就懂了要干什么事。那时候正是面临着原子弹突破以后要突破氢弹，给我的任务就是你要参加氢弹原理的突破。

    主持人：那您刚才说的那个《中子输送（运）理论》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杜祥琬：有关系。因为这里头要计算这些不管原子弹还是氢弹的过程，可以说中子是开启核能的钥匙，核能不管是核裂变、核聚变都离不了中子跟原子核的反应，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后来搞中子物理也是因为这个，而我们要研究的是一个原子弹它是一个装置，有很多层，各种材料要做介质，中子在里面怎么走怎么反应，这就叫中子输运，要研究这些东西。

    主持人：所以从这看的话，从您恍然大悟的那一天往回倒推，能看出来实际上这是钱三强先生他们定的一个非常宏大计划，非常有远见的？

    杜祥琬：非常有远见的计划。

    主持人：你们出国学习，甚至包括1957年开始学俄语准备出国，到1959年出国再到1964年，我们原子弹爆炸，爆炸之后您再回来这已经七、八年，八、九年过去了？

    杜祥琬：对。

    主持人：但说明在这之前钱三强先生他们就已经想好了出去要学什么，并且中途会告诉你们要重点学什么内容，这都是为了回来以后要用上的？

    主持人：这实际上是一步大棋，是一步战略性的大棋。而且他意识到这件事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两代人，而且要走好几步，走原子弹这一步，氢弹这一步，小型化，武器化等等，一定要需要几十年的努力。

    杜祥琬：1980年开中国物理学会年会，钱老是我们的理事长，散会时碰到他，我说钱老您是改变我生活道路的人，他说你后悔吗，我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我追随您的事业觉得很荣幸，这是我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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