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人文教化走向对现实的关注 在接替《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生活空间》制片人的时候,我曾说:我希望把这个栏目办成能够提高人们人文教养水平的节目。在《东方时空》开办一周年时,我曾写下了“《生活空间》所要表达的是对每一个人的新生是那种需要用真切、和平等才能体现的尊重”。这些都有意无意地规定了栏目的人文教化的意识。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生活空间》一直在努力通过挖掘人物的个性,来发现生活中的那些人们并不熟悉的某种生存的状态、某种心理和情感,从而展示生活的哲理。例如《选择快乐》、《初为人父》、《明天做新娘》等等节目即是如此。但时间久了,当笔者在为主持人撰写串联词时,有时写着写着连自己也笑了。原来,我发现用于提炼片中思想的这些话,已经在很久以前就用过了。对此,有文章曾说《生活空间》在选题方面出现了困惑,已经计划从国内转向国外。但到国外拍摄仅只是拍摄范围扩大了,根本的问题并未解决。 随着电视创作竞争的日趋激烈,编导水平的日趋提高,尤其通过对栏目自身价值的再认识,我们感到,在飞速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应努力捕捉这种变化带给人们的新的情感和心理,从而通过对人物描述,记录这个时代。这样,或许可以使我们找到一个始终都 具有新意的题材领域;这样,或许可能给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基于上述认识,《生活空间》已从以人文教化为主要目标转向以实现人文关怀为宗旨,使栏目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二、选择了人物不等于选择了主题 我们曾拍过一部5集的片子《走出大山》。该片讲的是一个自然环境恶劣的山村的农民,在政府的帮助下搬出山区的事情。编导随着事件的发展,很自然地被村民们对家乡的眷恋所感动,因此,这场搬迁,也就被拍成了一个离愁别绪的故事。 编导者在自然而然地进入具体情境时理解和发现主题的做法,在纪实性节目摄制中似乎并不被人认为是一个错误。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众多的拍摄过程中曾屡屡出现。我曾和《东方之子》的编导们进行过一次交流,我认为在他们早期的节目中,编导们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选择了人物就等于选择了主题。这一发现,也直接启发了我反思《生活空间》节目在拍摄的前期,乃至前期的工作。比如,我曾拍摄过一位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大机关工作的党支部书记。编导来到农村顺理成章地拍摄了他的工作、生活以及想法,片子做出后显得平淡而毫无个性。事实上,这个人物本身是具有强烈时代感和新闻性的,可这部片子却没有体现出更深刻的内容,充其量只是一篇报道,这是我们诸多不成功片子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要在短短的十来分钟的节目里,不拍成一般性的报道,我们就必须走出选择了人物,想当然也等于选择了主题的误区。事实上,那位党支部书记身上,隐含着许多值得关注的方面(不是主题)。比如,作为人,在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他怎样面对不得不和他一起从城市来到农村的妻子和孩子?再比如,在农村的生活中,他是否在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政治抱负?又比如,作为大学生,在与其他同志相处的过程中,他是否感到文化上的孤独?等等。这样的思考和判断应该是我们前期的工作,当我们选择出关注哪一个方面的时候,它也就决定了前期的拍摄时机和对象。比如,在第一种选择中,我们可以选择他和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可能就是片中的第一配角;在第二种选择中,县里来视察工作可能就是重场戏,关注他与领导的相处,县长可能就是片中的第一配角;在第三种选择中,我们可以把同他合作的同志用来表现他生存的文化背景,那么大队长很可能就是片中的第一配角。这样才有望主动而不被动地在前期捕捉到有价值的细节,避免让一部短片最终成为一般性的报道。 三、准确判断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节目的前期拍摄中,选择关注某一个方面,并不等于有了结论。结论的产生往往源于我们在关注过程中的发现。在这个关注过程中,创作者应该始终做到:“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是努力判断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笔者以为这是纪实性节目创作的灵魂,这种思想将改变我们以往的创作思维。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带着一个结论,到生活中去寻找论据,但是,那个结论可能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当真有一天我们去选择自己的结论的时候,带着结论到生活中去寻找论据,却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了我们思维的定式。比如,拍摄老师就在他的生活中找奉献精神;拍摄残疾儿童,就找一位弱者值得同情的地方;拍守墓人,就一定要在他的言谈举止中找到历史文化。把被拍摄对象当成表达自己主观思想的符号,毫无疑问这不是纪实。 “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要努力判断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际的操作比道理的认同要具有一定的难度。有一次,我们编导去拍摄一个有关农村通电的片子,回来后说:没有拍好,因为当时又去了另一个电视台的同志,他们在通电的这一天,一直在摆拍新闻,破坏了农民生活的真实状态。我说:为什么你们不向后退三步,把摆拍的过程拍下为?事实上,摆拍新闻本身已经是一种有价值的“发生”。还有一次,我们去拍一位吹笛子的人,回来后编导说:没拍好,因为他把自己当成“东方之子”了,不时地告诫我们应该怎么表现他。我问编导,他给你们导戏的时候,你们开机了吗?他的这种“发生”,很可能比我们预期关注的内容深刻得多。 笔者认为,电视记者的首要本领和职责是判断。这种判断并不仅仅在于在拍摄现场及时正确判断某种新的“发生”。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已经习以为常,但事实上,对那些似乎太熟悉的事物却有着太多的有所不知。这正像我们熟悉自己的躯体,但却无法用科学的方法解释自己手上的一道道掌纹里蕴藏的秘密一样。在我们熟悉的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我们还未曾注意的存在和来不及看到的变化。因此,我们所要求的判断,应该是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作为记者,他应该具备艺术工作者擅长的思索、感悟、联想和升发的能力,但是记者最不能缺少的是对客观事物作为正确判断的能力,因为记者的首要职责是传播自己的新的发现,发现生活本身的那些超越我们想像的美好、复杂、深刻的规律。 四、将熟悉的生活陌生化 纪录片创作的成功,大多是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记录鲜为人知的事情,正所谓:身边无主题;即便是在人口密集的都市,人们也更看好在那里发生的离奇的故事,正所谓:都市里的“农村”。《生活空间》作为一个栏目,它把自己的内容定位在人们熟悉的生活中。创作实践表明,表现这种观众熟悉的生活容易产生共鸣。但把人们熟悉的生活用摄像机记录下来,绝不直接等于真实、亲切,也并不直接具有了让人重新读解的价值。事实上,当选择了人们熟悉的生活作为拍摄对象时,也注定了要在人们熟悉的生活中去发现人们并不熟悉的内容,并将其突现出来,笔者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将熟悉的生活陌生化。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拍摄一家人在吵架,如果仅仅只是记录了吵架的全过程,那这只是观众熟悉的生活本身。但如果我们在一家人吵架的过程中,时常让观众看到那站在边上的孩子的脸,看到那脸上不断变化的表情,也许观众看到的就不再是一家人为什么吵架和谁对谁错,而是孩子那我们并不熟悉的内心世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陌生化”就是从人们熟悉的人的日常生活空间进入人们较少注意的人的精神空间。这个隐含在日常生活背后的精神空间,需要通过前期的抓拍和后期的剪接来实现。 例如,在拍摄《一个真实的故事》时,父亲看着大家为女儿治病捐赠的几万元钱,悲喜交加地与女儿抱头痛哭。这时,一位邻居一面招呼一面进门了。记者的摄像机并没有摇向来人,而是盯住了父亲,只见父亲忙回身,用报纸把床上一堆钱盖上了。拍摄抓拍到的这个镜头所包含的深刻含意,至今都令人说不清道不明,这正是我们并不熟悉的生活本身的那种美好、复杂与深刻。 剪接也同样起到突现的作用。编导准确熟练地运用景别和镜头的长度便是一例,同时《生活空间》栏目开始从以人物外在行为作为主要结构形式向把握人物心理、因人而异的多种结构形式方面转变也是一例。 创作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而创作的过程又是十分具体的。所以,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同时需要两种极具反差性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这一点,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应该如此,对于一个创作的团队来说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