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敬畏之心

─── 《生者》导演 徐蓓

问：您是如何确定片子里的主角的，想表达什么？
答：《擂鼓》一集的主角是北川组织部的摄像师王发明，确切的说，他应该是“北川地震场景”的摄影师，因为他和另外一个同事为我们留下了北川在地震当时的种种珍贵场景。
我们和王发明的相遇非常偶然。5月18日，我们摄制组到了九洲体育馆，正对着这个容纳了三万多灾民的庞然大物不知所措。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看了看我们摄像机上的标志（很幸运，那天我们用的是贴有台标的大机器，而非没有身份的DV），说有一盘带子要给我们，北川地震的磁带。这个意外的收获让我们欣喜异常。我们即刻转录了磁带。看到这些镜头，我对王发明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生者》系列中，我们领的任务是拍摄流动的北川县委县政府。因为北川县城在地震中被彻底毁掉，县委县府在安县安昌镇设了办事处，但整个抗震指挥部设在擂鼓。拍摄擂鼓，我们认为以王发明作为主角是最合适的，尤其是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因为他不仅拍下了北川县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还承担了新的任务，拍摄北川抗震救灾的专题片，这是一条可以贯穿全片的线索；另外，他的父亲在地震中失踪了，王发明一直在多方打听父亲的下落，这是可以结构片子的第二条线索。

问：这次去四川的拍摄环境是个什么样子的？跟去之前的想象差距大吗？
答：灾区的许多乡镇，生态，地理，已经在地震中完全改变了。到现在，我时常都觉得恍惚，那是真实的四川吗？到现在，我宁可保持对那里原有的街道，人群，小吃，茶馆，炊烟的记忆，而尽量不去想那里的一片片废墟。

问：拍摄的衣食住行是怎么解决的？
答：因为对灾区的情况作了最坏的估计，所以我们的物资准备很充分：干粮，帐篷，矿泉水都准备了很多。到了灾区，觉得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要好些，汽油的保障，食品的保障都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地区的中心城市受地震影响不大，所以我们总能得到及时的补给。在擂鼓，我们白天以吃干粮为主，也有到部队炊事班搭伙的经历。我们第一次到灾区的时候余震很厉害，晚上就在车上或帐篷里睡觉，到了5月底，我们也习惯余震了，就不那么害怕了，晚上在宾馆也能睡着。

问：你们去拍摄的时候，灾区人民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精神上，生活上）？
答：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四川人，在生活的磨难面前表现出的韧性和达观又一次让我震撼。我第一次见到集中安置的灾区群众是在九州体育馆，离地震发生不到一个星期。当然有失去亲人和家园的悲痛，甚至暂时的麻木，但更多人坦然的以“天灾，不可避免”来安慰自己，安慰他人，并且开始做灾后重建的准备。很多人在吃穿不愁的安置点住了两天就呆不住，要回去喂猪，收麦子，清理废墟，把自己的小日子重新过起来。

问：灾区的人们面对摄像机的时候，面对进入他们生活的摄制组，有一个什么样的适应过程？你们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呢？
答：摄像机太多了，他们完全用不着适应。无论是面对受灾人群，还是普通人群，取得他们信任的方式都是相同的：真诚与尊重。

问：作为导演，整个拍摄过程让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答：最难的事情，是如何克制心中的伤痛，让自己变得尽量冷静；如何克制自己在现场的“新闻记者”和“志愿者”的冲动，让自己作回一个纪录片编导。

问：在灾区生活了一个多月，自己的心情会变得沉重吗？
答：这种沉重的乌云一直挥之不去。在汽车上，看到正在拆迁的街道，我会想起灾区的废墟；看到工地上的临时住房，我会想到活动板房。我是重庆人，在1997年以前，我们这个城市叫“四川省重庆市”，我对四川的情感和认同，不是行政区划的改变可以戛然而止的。我在成都读大学，都江堰这些地方，就象我们的后花园。媒体报道和自己亲眼所见的灾情，给我内心的震荡和伤痛，持续的时间那么长，程度会那么深，连我自己都史料不及。

问：有没有你们特别想记录但是没有时间去记下来的事情？
答：太多了。数不胜数。灾区那么大，受灾的人那么多。我们只有一台车，尽管去了两个组，但都必须统一活动。既想拍场面，又想跟细节，常常觉得自己分身乏术。

问：灾区的灾后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明年还去灾区拍摄，你想拍什么。
答：现在我还没有认真思考自己想拍什么。但我很清楚自己想拍到什么。我最想拍到的就是灾区人民（具体到个体的）的生活有实实在在的好转，他们衣食无忧，情绪乐观，对未来有信心。

问：很多去过震区的人都说在震区的所见所闻改变了自己，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次拍摄对你来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答：让我更加明白：我们多么需要培养一种“敬畏之心”，对大自然，对每一个个体生命，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