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乡关何处是——诗人余光中（上集）

开场白
曲向东：“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提起台湾诗人余光中，人们最先想起的往往是这首家喻户晓的《乡愁》，并因此给他冠上了“乡愁诗人”的称号，但这位“乡愁诗人”却曾经自问：“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对于这位生在大陆、长在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香港、游历于欧洲的中国文人，乡愁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因何而生、凭何而解，指向何方，又归于何处呢？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专程赶赴台湾，采访了80岁的余光中先生。

解说：一首《乡愁四韵》，被罗大佑吟唱了三十余年，相信很多大陆观众都不会觉得陌生。2008年5月，《大家》栏目摄制组和台湾画家刘国松先生一起，来到坐落于西子湾畔的高雄中山大学，拜访了这首歌的词作者——台湾著名诗人、文学家余光中。就在采访的前一天，我们很偶然地在书店里看到了INK杂志为庆祝余光中先生八十寿辰推出的特刊，并在其中意外地发现了一首他的新作：《藕神祠》。
访谈：
曲向东：一个诗人，到了您这个年纪还在创作的，并不多。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啊，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写诗，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写不出来了，为什么？
余光中：中年是一个关卡，因为他写到中年呢，他年轻的经验差不多写完了，同时他对他母语的运用，也好像到了一个瓶颈。
曲向东：对母语的运用。
余光中：哎，就是自己的中文了，中文的使用。我是觉得所谓江郎才尽呢，就是一个作家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觉得他的主题已经枯竭。没有新东西好写了，就是他的经验，表现得差不多了。另外一方面呢，语言僵化，他所能运用的他的民族的语言，就是他的母语，觉得也变不出什么新的风格来。
曲向东：这是僵化。
余光中：比如说他成名的时候，是靠了他的风格很阴柔，他要变得阳刚，他变不过来，或者他用的是比较浅俗的白话，他中间要有一点文言的文白交融，他也变不过来。所以我自己的一个信念呢，写了这么久的散文，我的信念是“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白话是我的常态，也是所有中国人写作的常态，白以为常。文以应变，我要把它扭紧一点，要对仗了，要紧凑一点了，要写出警句来了，这个时候可能用文言来帮忙，是这样子；俚以见真，俚语偶尔有一两句很直率。西以求新，西方的语法，风格，可以追求新的风格。
曲向东：对，所以和我就觉得您之所以能够到了80岁了，还能够去继续写诗，继续创作，而不是简单地，你像很多人到了这个年纪，可能只能写一些理论文章。
余光中：写回忆录。
曲向东：您好像不想写回忆录。
余光中：我不准备写自传。
曲向东：没这个计划？
余光中：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作品，诗和散文就是最好的自传。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解说：近千首诗歌，近百万字散文，等身的著作的确可以用来勾勒余光中的一生，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他似乎就注定成为一名文人。1928年农历九月初九，余光中出生于南京，在中国的历书上，这一年是龙年，这一天是重阳，余光中因此相信，他不仅是龙子龙孙，更是茱萸的孩子。
访谈：
曲向东：您老说，您自己是茱萸的孩子，对吧。其实一开始，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深入去理解茱萸的孩子，他可能就理解成一个很美的形象，但是后来我仔细思考了，看了您的文章，仔细思考了之后，实际上您背后的这个隐喻，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劫后余生。
余光中：就是桓景的老师，是个仙人，费长房，费长房说，九月九日你家有大难，要佩茱萸，饮菊花酒，登高避难，然后他果然这样子去避难了，回到家里一看牛羊死了一地，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小时候也知道有这么样一个传说，要到中年，在咀嚼之余才发现，这里面的含义可以发掘出来。
曲向东：就被您自己拿来，要求自己，来认识自己。
余光中：因为自己的生日好像值得庆祝，可是这个生日是民族传说里面，一个民族潜意识里面的一个苦难日，要去登高去避难。
曲向东：其实您说您意识到这个生日，他背后这个隐喻的时候，其实我想也是您人生一个转折点。您觉得自己身上承载了一种使命，承载了一种民族的文化的使命。
余光中：是。就是把民族的这个传说，跟现代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许多比较，比较有意义的主题啊，都是把泛泛的神话传说，来发掘出时代的意义来。这个就是已经从感性转为理性，转为知性。这个过程对中年的作家是很重要的。否则还一直耽于年轻时候的感性，转不过来，那就这个，这个艺术还没有提升为文化。我一直认为，文化的外貌是艺术，艺术的内涵是文化。那中年呢，就是要从艺术进入文化才行。

解说：在中年的顿悟之前，登高避难，漂泊辗转，一直是笼罩余光中半生的梦魇。1937年，刺刀、铁蹄、太阳旗的阴影一步步逼近南京，9岁的余光中随母亲仓皇逃难，战火提前结束了他的童年，更把他的家园烧成破碎的河山。在四川悦来场，余光中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开始了对古文和英文的钟爱，对天文和地理的痴迷，一颗年轻的心躲藏在巴山蜀水的深处，渴望离开。

字幕：
十九岁的男孩，厌倦古国的破落和苍老，外国地理是他最喜欢的课……他幻想自己坐在这车上，向芝加哥，向纽约，一路浏览雪峰和连嶂，去异国，去异国，去遥远的异国，永远离开平凡的中国。——余光中《地图》

访谈：
曲向东：我觉得后面这段印象特别深，去异国，去异国，去遥远的异国，永远离开平凡的中国，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态？
余光中：那个时候主要是抗战的时候，在四川，一个中学生，不能奢言旅行了，而且那个时候根本就是国难当头，谁也不能旅行，所以我一直在乡下，一个乡下孩子，四川连火车都没有，所以很向往外边的世界，一直要到中日战争完了才能够回到南京，回到我的出生地，不过紧接着另外一个战争又来了。
曲向东：那个时候是不是也蕴含了一种，对自己当时生活的这个国度，以及这个国家背后的这种文化的一种，其实当时也是一种，有一种失望的心态，那个时候，您更多地感觉到生活在别处，自己的未来并不在自己的身边，可能在别处，更向往一些，用外国的办法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余光中：对，也有点崇洋的味道，觉得外边的世界有趣，那么我们国家不够进步。当时当然文化上没有什么考虑，只是一种向往而已。
曲向东：那直到什么时候才意识到，其实生活不在别处，生活就在这里，就在当下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
余光中：就是西化开始回头。我自己就鼓吹说是新古典主义，写诗，写散文，就开始，开始不太用西方的典故，西方的观念，就回到中国的传说。中国的古典里边来发掘，所以我写《屈原》就写了六七首，写李白写了四首，写苏轼，写杜牧，写李广，写王昭君，写史可法，人物写了很多很多，写这些东西是怀古，也是一种婉转的怀乡。
曲向东：您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您第一首发表的诗歌是《沙浮投海》，写的是古希腊的女诗人，绝对的外国的女诗人，那最近的一首诗写的是叫《藕神祠》，写的是李清照，中国的女诗人，这个反差非常大。
余光中：60年，60年这样。
曲向东：一个大轮回，转了一个大圈，其实又回到了自己，60年前可能更多的，您诗词的启迪，启发来自于西方，可能那个时候，但是今天最后找到答案的时候，还是在东方。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解说：抗战胜利后，余光中回到了南京。1946年夏天，他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北京大学外文系，却因为战火的再度蔓延不得不放弃北上，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不久，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逃难又开始了。1950年，余光中几经辗转到达台湾，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即便在象牙塔里，他也深刻感受到了时代的动荡，前途的迷茫。
访谈：
曲向东：那您刚到台湾的时候，那种，不光是您啊，包括台湾整个的文坛，那时候的意识，或者说这种状态，是什么状态？
余光中：那时候是一个青黄不接。我来了台湾，进了台湾大学，慢慢才发现跟五四还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因为我们校长是傅斯年，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健将。
曲向东：那么您原来的判断是认为台大跟（五四）……
余光中：开始我认为台大有什么了不起，后来才发现，哦，校长是傅斯年，然后跟五四一脉相传，是北大的传统。
曲向东：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对这种中国文化，或者是诗歌艺术，或者是文字的艺术，它的发展，未来的前程和当下的状态，当时的台大是一种什么状态。
余光中：当时的台大也就是还不安定吧。因为整个政治情况都很不安定，开始根本这个时代要变到哪里去都不知道。所以是台湾那时候的西化，主要是美国的影响。
曲向东：西化也很严重。
余光中：带着一点日本的影响。
曲向东：所以台湾当时的整个文化界或者文艺界，其实我猜测也是在一个混乱的漩涡当中。
余光中：对，因为那个时候，五四的，上世纪30年代的书，台湾都看不到，所以在这个，在这个空档之中，接受西化是很自然的。那当时我们年轻一代对中国古典文化还没有反省，在这个空虚的状态去接受西化。
曲向东：所以是浪子的状态。
余光中：还是在去西方朝圣的。

解说：回不去的家园，看不到的彼岸，在前途未卜的台湾，现代诗创作成了余光中的精神寄托，也为他博得了鹊起的声名。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得到了梁实秋的称许，他参与创办的“蓝星”诗社在文坛享誉一时，怀着对西方的无限憧憬，余光中开始了朝拜缪斯的漫长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