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郑国渠

（一）

“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十年前，读《史记·河渠书》，对这段文字印象尤深，当时我的脑海里便冒出一串大大的问号：郑国渠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作用，竟能与秦“卒并诸侯”相提并论？郑国是何人？他是怎样修建的这条大渠？郑国渠是怎样的一条渠？……
虽然一时找不出我要的答案，但郑国渠、郑国这两个名字却深深地扎根于我的记忆深处。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再细读秦史，才逐渐“拨云见日”。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混乱局面是一个叫嬴政的历史巨人用武力结束的。许多人把秦始皇成就千秋霸业，归结为他有一支强大的虎狼之师。但历史学家不那么看，他们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敌对双方胜负的根本更取决于经济实力的较量。如果战争中没有充足的粮食支撑作后盾，这个国家不可能长期打仗，更难以打胜仗。
事实上，为了获得在兼并战争中数额巨大的粮食，秦国很早就颇为重视土地的开垦和改良，比如秦昭王时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一下就使得并不富饶的川西平原成了“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但川西毕竟离大秦的国都咸阳过于遥远，长途运粮举步维艰，成本高、代价大，如何将王畿之地的关中平原开发成“米粮仓”，一直是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于是，历史把一个叫郑国的人推到了前台，他的到来不但使泽卤之地的关中平原变成了千里沃野，而且上演了一出至今仍余响轰然的历史大戏。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跃从西戎小国上升为实力不俗的西部强国，遂起了“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野心。至秦昭王时，秦国东进吞并中原之势已不可阻挡。战国后期，秦、齐、楚、燕赵、魏、韩七雄中，要属韩国最为孱弱。与此同时，弱小的韩国又是秦国函谷关以东的第一个邻国（地域在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一带），可谓首当其冲。面对咄咄逼人的强秦，韩国君臣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挽救亡国的命运，走投无路的韩桓惠王想出了一个非常拙劣的计策——“疲秦之计”。他派著名的水利工程师郑国为间谍，以帮助秦国兴修水利为名，诱使秦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水利建设上，耗竭秦国实力，使其无力发动兼并战争。
郑国来到秦国后，并没有直接去见秦国的当权者，而是化装成一名普通的老百姓，踏遍了关中的山川河流，观察了地形地势，酝酿了一个引泾修渠灌溉渭北的庞大计划。之后，才胸有成竹地去拜见吕相国，陈述了他的宏伟设想。
郑国入秦之时，正是秦王嬴政刚刚登上王位的第一年，由于嬴政还是个13岁的孩子，只得委政于王太后（赵姬），但秦国的军政大权实际掌握在以“仲父”地位辅政的丞相吕不韦手中。商人出身的政治家吕不韦敏锐地看到，在诸侯国之间日益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仅仅是军队实力的博弈，更是国家经济实力特别是粮食供给能力的博弈，而兴修水利是提高粮食产量最为有效的途径。如果在关中修一条灌溉大渠，这岂不是为大秦再造一座“天下粮仓”。此时的吕不韦，正想做几件大事来显示自己的治国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郑国提出的开渠引水灌溉关中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吕不韦见郑国精通水利，把修渠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认定他修渠引水的方案切实可行，便很快批准了郑国修渠的建议。
公元246年，关中平原的泾水至洛水之间，出现了当时中国最为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修渠大军多达十万人，而郑国正是这项空前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的总指挥。

（二）

“……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汉书·沟洫志》）
当我读《汉书·沟洫志》这段文字时，着实为郑国捏了把汗，更为秦国捏了把汗。假如秦王一怒之下杀了郑国，就不会有后来的郑国渠；没有了郑国渠，那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改写？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由于没有更多的文史资料告诉我们当时丰富多彩的历史细节，我们只好借助想象和推理再现当时的一幕：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嬴政亲政后，迅速铲除了嫪毐、吕不韦两在政治集团，结束了太后干政的局面。正当此时，韩国间秦国的阴谋被揭发出来，秦国朝野震惊。本来，不久前因嫪毐、吕不韦集团案件引发的大清洗运动已搞得朝廷上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现在又发生了“郑国间谍案”，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秦国政坛陡然又起轩然大波，特别是反对修渠、肃清内部暗藏的反秦势力的声音甚嚣尘上。年轻的秦王嬴政也不由得怒火中烧，把牙齿咬得咯咯响。他派人将水工郑国从施工现场抓来，并亲自审理这起惊天大案。
陕西咸阳秦王宫的大殿中，秦王嬴政血脉喷张、声色俱厉，他痛斥郑国竟敢用‘疲秦’之计对付大秦，真乃痴心妄想，并下令要杀掉郑国以谢天下。面对秦王的咆哮和朝堂上秦国公卿们的金刚怒目，郑国竟毫无惧色，他从容作答，说出了一番让秦王息怒和改变主意的话来：“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意思是说：开始的时候，我以间谍的身份来秦不假，但大渠建成之后，秦国将大获其利。我这样做充其量不过为韩国苟延数年性命，但却可以为秦建万世的功勋。
郑国这几句申辩真是精彩极了。特别是那句“为秦建万世之功”的话，深深打动了志存高远、绝非庸碌之辈的年轻嬴政。毋庸置疑，修建水利工程对开发关中农业意义重大，远远能够抵消对国力造成的消耗。嬴政想，你韩国欲用“疲秦”之计，我何不将计就计，等大渠修好了，秦国会更加富强，那时，我大秦将天下无敌，先命你韩国。这样一盘算，嬴政怒气全消，他非但没杀掉郑国，反而命他戴罪立功，把工程进行到底，并命令有司全力保障工程所需。
郑国虽然被赦免继续修渠，但由“郑国间谍案”引发的政治风波却没有平息，早就对秦王重用外国人才耿耿于怀的秦国宗室贵族们借机发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排外浪潮，他们鼓噪道：“这些在秦国供职的外国人都有二心，为了秦国的长治久安，必须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原本对这群养尊处优的宗室大臣并无好感的嬴政，这时也觉得他们言之有理，他想：是啊，刚刚被我剪除的嫪毐、吕不韦，还有他们的数千门客，差不多都是外国来的，还有那个韩国的水工郑国，竟怀着颠覆我国的险恶用心而来，真是可恶至极。在一干王室贵族的鼓动下，失去理智的秦王发出了驱逐所有外籍客卿的命令。之后，便有了李斯那篇千古雄文《谏逐客书》，便有了秦王政幡然悔悟，不但收回成命，宣布废物除了“逐客令”，而且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广泛延揽天下人才，重用李斯、尉缭、茅焦、王剪、李信和蒙恬等外来的宾客……看来，这位年轻的秦王，是个善于纳谏，知错就改的人。
话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
秦王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全长150公里、横跨渭北高原的大渠终于修成。此渠流经今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县，在蒲城县晋城村南注入洛河。
提及郑国渠，水利史专家周魁一教授显得十分兴奋，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郑国规划设计的引泾灌溉工程，充分利用了关中平原的地理和水系特点，利用关中平原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在平原上找到了一条屋脊一样的最高线，作为干渠的行经路线，这样灌区实现了自流灌溉。郑国渠穿越山原，精确测量，合理规划，优质施工，克服了许多技术难题。
对我更关心的郑国渠效益问题，周教授这样评价道：郑国渠建成之后，灌溉农田四万余顷，按照秦制，一亩相当于今0.69亩计算，合今280万亩。在两千年前能建成如此大的灌区，用“伟大”二字称之是当之无愧的。而灌溉之后的效果则是变荒原为良田：盐碱贫瘠的关中土地得到泾水的淤灌——从陇东高原带下含有大量有机质的泥沙，随河水一起输送到低洼沼泽盐碱地区，起到了淤高地面、冲压盐碱的作用，从而使关中荒卤薄田一跃成为膏田沃野，粮食产量地增至亩收一钟，合今250斤。以今天的农业生产水平而言，这区区250斤确实不算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绝对是高产。
在郑国渠的滋润下，关中很快成为大秦帝国的粮仓，据史学家的估计，郑国渠灌区每年所提供的粮食，足以供养秦国60万大军。
意味深长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把郑国渠的兴建与秦国剪灭诸侯、统一中国联系了起来，他说，郑国渠建成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郑国渠于公元前236年前后建成，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大约1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郑国渠灌溉的关中地区和都江堰灌溉的川西平原，南北呼应，共同构筑了秦国强大的经济长城。这条当初被韩国当作救命稻草的郑国渠，以疲秦之计始、以强秦之策终，恰恰成了帮助秦国扫平天下的标志性工程。
郑国渠建成15年后，秦灭六国，中华一统。嬴政感念郑国修渠有大功于秦国，下令将此渠命名为“郑国渠”（开中国历史上以人名命名某项工程的先河）。
至此，郑国导演的一场悲喜交加的历史大戏遂告一段落。

（三）

宋以后，郑国渠逐渐被岁月的巨轮辗碎。但人们一直没有忘记它，历史、地理、文物和水利专家不但在发黄的书页中寻访它，也在用考古的铁铲在废墟间寻觅它。
《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详细介绍了郑国渠修建的曲折经历和渠成之后的巨大功效，却没有明确记载郑国渠是如何设计和建设的，这就引发了许多麻烦和争议，比如，郑国渠是“有坝引水”还是“无坝引水”，一直聚讼纷纷。明代，一个叫袁化中的人率先提出了郑国渠渠首于泾河中“筑石囤堰”以壅水的观点。到了近现代，经过水利、农史、地理、考古等方面的专家研究，提出了颇有影响的郑国渠渠首筑有石围堰即郑国渠为“有坝引水”的主张。特别是考古人员在现场找到了所谓的渠首大坝遗存，更为郑国渠“有坝引水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
《人民日报》1986年7月3日第三版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泾阳县泾河岸的秦代郑国渠渠首地带发现了距今2200多年的郑国渠拦河大坝遗址。这座大坝东起距泾河东岸1800米的尖嘴，西迄河西岸的湾里王村南，东西长2200多米（河西部分的350多米大坝早被冲毁），底宽100多米，顶宽10~12米，距地面残高5至6米。”
具体的考古场景是：公元1985年冬天，陕西省文物保护中心的秦建明先生带领的考察组又一次来到泾河边查勘，这一次，他们没有空手而归。在位于今咸阳城北40公里的处、泾阳县泾河瓠口一带湾里王村和上然村之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作老虎岭的地方，在这一带，他们先是通过钻探调查，发现了郑国渠渠首拦河坝坝体，随后又发现了与之相关的引水口、溢洪设施、引水渠口等工程遗址。在考察队员的惊奇的目光中，沉睡了二千多年郑国渠的神秘面纱终于随着一组秦代宏大的渠首引水工程体系逐渐浮出水面而被揭开了。
尽管郑国渠“有坝引水说”一度风行于国内外学术界，但水利史专家们并未跟风苟同，他们经过详细的考察、测验和论证分析，得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结论，即郑国渠渠首为无坝引水工程。
其实，郑国渠给我们留下的谜团不仅在渠首，至少还有个著名的“横绝”问题，即郑国渠行经冶峪河、清峪河、浊峪河、石川河等天然河道时，采用的是“平交”还是“立交”形式，学术界同样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人类对自然和社会中许多问题的认识远未达到自由王国的境界，不过，无数的未知摆在我们面前，倒是让我们在破解过程中享受着探求的乐趣。
就我而言，骨子里充满了“爱叫真”的细胞，喜欢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而且相信“眼见为实”。怀着弄清“郑国渠问题”的强烈愿望，我一直期盼着与郑国渠面对面地交流讨论。
机会终于握住了我的手。
公元2007年10月25日，借到西安参加“渭河水文化论坛”会议之机，我踏上了关中这方热土。上午10点多钟，一下飞机，我便与乘火车赶到的《中国水利报》记者果天廓（《现代水利周刊》编辑部主任）、段连红会合了（我们事先有约），在陕西水利厅宣传处王辛石处长和《陕西水利》期刊主编余东勤的陪同下，我们驱车直奔郑国渠渠首遗址。
汽车载着我们怀古的幽情和探寻的渴望在距郑国渠渠首遗址不远处停下。步行穿过一片庄稼地，我们先来到了那个被考古专家认定为郑国渠拦河大坝遗址——“老虎岭”。这条东西走向的土岭，一直绵延至泾河边，看似好像自然土丘。土丘长400余米，高5~6米，顶宽20米，北坡陡峭，南坡较缓，距郑国渠故道50~100米。泾惠渠管理局的同志告诉我们，据史志工作者考证，此段土堤为人工堆积，无夯压迹象，应为郑国渠开渠时弃土，形成挡水堤，以利于引泾入渠。显然，这与考古专家关于“老虎岭”为拦河大坝部分的遗存的结论大相径庭。
此时，太阳已略微偏西，“老虎岭”默然伫立在泾河之畔，阳光静静地把银辉洒在它的斑驳的身上，端详着这条长满荒草和荆棘的土丘，轻轻触摸着它苍老而孤独的身躯，我的心头掠过阵阵苍凉，同时疑惑的云团依然笼罩心头：到底是当年郑国渠当年所筑郑国渠渠道拦河坝的遗存，还是渠口的导流堤？
告别了看不透读不懂的“老虎岭”，沿着庄稼地西北行，在泾河岸边一片荆棘杂草丛生的地方，大家停住了“披荆斩棘”的脚步。泾阳县文物局的专家说，这一带便是郑国渠引水口门的遗址。郑国渠初建时，采用的是双口引水方式，两个取水口相距仅百米，高程大体相同。我们在此瞪大眼睛徘徊打量着，在遍地的荒芜中，古渠的模样隐然可见，但如果你不留意，是看不出端倪的。面对湮没千年的郑国渠渠首遗址，我一边仔细寻找着郑国当年留下的真实碎片，一边感慨万端：时空变幻，人非物亦非。历史的刀剑是多么锋利无情啊！
移目泾河，但见它刚从张家山峡谷蜿蜒而出，便形成了一个S形大弯道，与左岸前缘正好构成了一个葫芦形的地貌，难怪古时这一带称为“瓠口”。坡陡岸峭，河谷深深，黄浑的河水瘦瘦的（现在是枯水期），没有喧嚣，但因落差较大，流速并不慢。泾惠渠管理局的同志讲，2200前的泾河河谷远没有现在深，现今的深槽凹岸是千百年来泾河不断冲刷下切的结果。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泾河多泥沙，果然名不虚传。泥沙多容易对灌溉渠道造成淤积，但因含有大量的腐殖质和有机质，对改良土壤好处多多，‘且溉且粪，长我禾黍’。站在泾河岸边，注视着这条曾给关中渭北人民带来无限福祉的大河，我心生敬畏。
“泾河流量和含沙量有多少？”我提问的目的，是为了考证泾河当年筑坝的可能性。
“泾河属雨式河流，洪水集中，暴涨暴落，含沙量大，平均流量20立方米每秒，最大洪量为9200立方米每秒；泾河年均输沙量2.65亿吨，最高含沙量1040公斤每立方米……”泾惠渠管理局的一位工程师如数家珍般报出了一系列数据。”
如此的水文地质条件，在当时科技水平下岂能筑成一条拦河大坝？我对关于郑国渠为“有坝引水”的观点产生了怀疑。
回西安以后，我听说对郑国渠有深入研究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令福教授也在参加“渭河水文化论坛”会议，便在晚间拜访了他，并就“郑国渠问题”向他进行了讨教。
李教授从郑国渠实际遗存、文献记载和当年泾河瓠口一带地形水文环境以及引浑淤灌的性质等诸多方面，向我讲述了“无坝引水说”的客观性，他和大多数水利史专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认为郑国渠初修时采用的是无坝引水的方式。
 “那么老虎岭的存在做何解释？”我问。
“我认为老虎岭是郑国渠初修时所筑的导流堰，目的是为了壅水入渠。也就是说，考古专家发现的那条老虎岭土梁，是郑国渠导流堰的遗存。郑国渠修建之初，泾水河床较浅，在峡口进行适度束壅，一般规模的洪水可以泛滥到东侧的冲积扇上，从而形成河漫滩。郑国渠在峡口筑引水渠和导洪堰，在堰前形成集洪区，有利用取引泾河入渠。”李教授加重语气告诉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夯筑技术已为人们普遍掌握，如果秦人修筑拦河大坝，不对坝体进行夯筑是不可能的。但据测验，那座被考古专家认定的拦河坝遗址——‘老虎岭’，并没有人工夯筑的痕迹。不过，它也不像是挖渠清淤时随便弃土堆积而成，一则渠与堤之间相距较远，一则土堤上下层质地均匀，有镇压层理，很像一次性建筑而成。如此看来，土堤的建筑应有独特的作用，即壅水导流。但此种导流堰不会横跨河谷，故不能算是拦河堰（坝）。”
针对考古工作者认为“老虎岭”为当年拦河坝遗址的说法，李教授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异议：“如果‘老虎岭’真的是拦河坝的遗存，那么河的对面也必然会有对应的部分，但至今没有找到类似‘老虎岭’的蛛丝蚂迹，仅以岁月悠久，风冲雨蚀，导致遗存不复存在为借口是说不过去的。”
专家就是专家，论述问题有理有据，逻辑严密，令人心服口服。
“你认为郑国渠的‘横绝’方式到底是平交还是立交？一些水利史专家认为，‘横绝’采用的是立交即原始渡槽的方式，飞跃沿途诸河。”我见他对郑国渠研究得很深，又急切地抛出了第二个问题。
“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横绝’是平交。之所以采用这种形式，同样与当时的科技水平和自然条件有关。由于当时河床尚未切深，河浅滩平，郑国渠横穿沿途诸水时采用了筑坝、修堰、开沟等方式，拦截或导流诸川水入渠，这样，一来解决了横穿的技术难题，二来可以充分利用沿途各小河补充水量的不足。”李教授胸有成竹地谈出了他对“横绝”的认识，看来他对郑国渠的研究非常深入全面。
会后，李教授又将他撰著的《战国时期时代大型淤灌工程郑国渠的兴修》论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研读完这篇论证严谨周密的论文，加上这次现场考察的不菲收获，笼罩在我心中的关于郑国渠的层层迷雾疑云渐次散去。
那天，果天廓记者打来电话，和我探讨关于郑国渠的引水方式和“横绝”方式问题，我说，据我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和认知程度，可以做出这样基本的判断：第一，郑国渠采用的是无坝引水方式；第二，郑国渠的“横绝”方式是平交而不是架设原始渡槽立交。
我之所以不敢十分肯定地下结论，是因为“郑国渠问题”还远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许多疑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和解读。在没有足够的事实和证据把一切都搞清楚之前，草率地把问号换成句号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
四
“都江堰至今还在发挥效益，惠泽成都人民，而郑国渠运行数百年后就逐渐湮没了，难怪郑国渠的名声不如都江堰显赫。”沉吟中，我再一次把幽幽的目光投向了写满萧索苍凉的郑国渠渠首遗址，心中充斥着惋惜之情。
泾惠渠管理局的一位工程师见我流露出些许失望的情绪，沉默了一会儿，徐徐地道出了一番话来：
虽然秦汉时的郑国渠已湮废了，但郑国渠的建成，开了引泾灌溉的先河。比如，汉代郑国渠就衍生了支渠——六辅渠和白渠，此后郑国渠多称为“郑白渠”；唐代郑白渠又称三白渠，渠系经过多次扩建完善，灌区进一步扩大，被认为是郑国渠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直到民国时的泾惠渠，包括现在关中人引以自豪的“关中八惠”（包括泾惠渠、渭惠渠、、洛惠渠、梅惠渠、黑惠渠、涝惠渠、沣惠渠），累废累兴，经久不衰。这些工程从规划布局，引水方案，虽有差异，但万变不离其宗，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国渠并没有死，准确地说应该说是“薪尽火传”，后来的引泾灌溉工程都可以说是郑国渠生命的延续。
小小泾惠渠管理局的一位工程师竟然有如此见识，你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用“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真是恰当不过。在钦佩他见解精当高拔的同时，我不禁从心底生出几分惭愧来。我自认为多读了几本书，加之年过四十，便真的以为达到了“不惑”的境界，其实自己对许多事物的看法还是相当浅薄的。比如对郑国渠的认识，就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味道。须知，世间万物的传承是以不同形态赋存的，有物质形态的，有精神形态的，也有二者兼而有之的。就说都江堰，从绝对意义上讲，现在的都江堰肯定不是古代的都江堰，但它的实质和精神又是一脉相承的，郑国渠难道不是如此吗？何必非得机械地一一对号入座呢！
离开郑国渠遗址，汽车沿着泾河岸边盘山公路而上，一会儿的工夫，眼前突兀一座拦河大坝，那是张家山水库大坝，也是泾惠渠渠首所在地。
泾惠渠，系我国近代著名水利先驱李仪址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运用近代科学技术兴建的第一座大型引水灌溉工程。仪址先生主持修建泾惠渠时，正值上世纪30年代初，当时的关中，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李先生应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之邀，临危受命，主持修渠。期间历尽艰辛，惨淡经营，终于将渠修成，灌溉农田达60万亩。命名“泾惠渠”，蕴含引泾河惠及关中大地之意。后来，泾惠渠的规模不断扩大，灌溉面积已达130多万亩。泾惠渠建成后，仪址先生又倾全力投入到“关中八惠”的规划和建设中。
“泾惠渠为郑国渠第六代工程，它的建成，不但促使‘关中八惠’及陕南、陕北水利工程相继兴起，且为全国近代水利揭开了序幕，其首创之功不可埋没……”泾惠渠管理局的一位负责同志用关中普通话向我们介绍着泾惠渠，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从郑国渠到泾惠渠，两千多年的引泾灌溉史，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多么绚烂多彩的水利画卷啊！”凝望着汩汩流淌的泾惠渠，我感慨万千。
在回西安的路上，我们听说仪址先生的墓园就在附近的泾惠渠边，便提出要瞻拜一下。陕西水利厅的同志见我们态度虔诚，便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尽管已是夕阳西下时分。
仪址先生长眠的之地坐落在泾阳县王桥镇东三里处泾惠渠畔凸字形的高地上——头枕北山，足蹬泾渠，俯瞰关中平原。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庄严肃穆的陵园，迎面便是仪址先生的半身大理石雕像，神态怡然，目光深邃——他在深情地注视着不远处的泾惠渠，看着那一弯渠水造福桑梓，惠泽人民。
拾级而上，便是李先生的墓冢。墓冢周围松柏环抱，冢上遍布迎春花，虽是深秋季节，但枝叶依然苍郁。“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这是于右任先生当年写给仪址先生的挽联，携刻在仪址墓园的门柱上，寄托着人们对这位水利大师的缅怀之情。
听陵园管理员介绍，仪址墓园已成为海内外游人及当地群众瞻拜游览之地，每年清明前后，到这里瞻拜祭扫的人们更是络绎不绝，其时，墓冢上开满的迎春花与墓冢周围的花圈花篮便织成墓园一道独特的风景。
两千年前的汉代，关中地区流行着这样一首民谣：“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两千年后的今天，关中大地又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九曲泾河弯，冲出龙口入泾渠。灌溉良田难计数，郑国仪址恩不忘。”
郑国，郑国渠；倪宽、白公，白渠；穆京，丰利渠；项忠，广惠渠；……李仪址，泾惠渠，“关中八惠”……薪尽火传，生生不息。

　　　　　　　　　　　　　　　　　　                                      （成稿于2007年11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