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都江堰

写不写这个题目，我有些犹豫。原因在于，都江堰作为两千多年至今依然泽被华夏的伟大水利工程，一直被古人今人热烈地歌颂着书写着，可说是赞不绝耳、史不绝书，而且于斯为胜。比如，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那篇《都江堰》，以优美并充满激情的文字唱出了一曲动人的都江堰赞歌，成为读者心中都江堰的经典版本。“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当年登上黄鹤楼看到崔颢那首名传千古的《黄鹤楼》，大诗人李白觉得写到了极致，只好在感慨中搁下了诗笔。才疏学浅如我，在诸多的《都江堰》美文面前还能写出什么？但转念一想，“一千个人看哈姆雷特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是各写自己对都江堰的认识和感受而已。于是，便重新拿起笔来，郑重地写下了“千古都江堰”几个字。

（一）

去亲近都江堰、认识都江堰，首先是因为我是从事水利工作的缘故。都江堰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经典和丰碑，彰显着水利对中华农耕文明无以伦比的巨大作用；它与长城、故宫等早已失去功能的“固化文物”相比，是千百年来一直在可持续使用的工程，是至今仍有巨大使用价值的“活文物”，做水利工作的人不去看都江堰，那可是不小的缺憾。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对都江堰心向往之，只是没有机会去瞻拜，只好一遍遍地咀嚼那些关于都江堰的文字和照片，一次次地想象着都江堰的伟岸形象。直到上世纪末，利用去成都出差的机会，才得以一睹千年古堰的风采。
说实话，当时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都江堰，心中没有多少被震撼的感觉，甚至有些失望，因为它的“外表”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高大宏伟”。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以貌取人，这当然也包括以貌取物。其实，感性的认识往往是靠不住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些古人用无数惨痛教训得出的箴言时刻在警示我们，对人或物都不要草率地下结论。当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终于“透过现象”看到都江堰的“本质”后，才意识到自己又一次上了“以貌取人”的当，也为自己一不留神就与浅薄与无知为伍感到惭愧。比如，这里没有我要找的所谓的巍峨的拦河引水大坝，但无坝引水恰恰是都江堰最大特点和保持其两千多年经久不衰之生命力所在。
都江堰渠首布置在岷江出山口的一个弯道上，正好是成都平原的三角洲头。这里群山环抱，大江中行，形成了环状的地势和环流的水势，加之这一带的海拔高程比成都平原高二三百米左右，具有居高临下的建瓴之势，为修建无坝引水、自流灌溉的水利工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即使以现代水利人的眼光看，都江堰堪称匠心独运、巧夺天工的水利工程杰作。都江堰渠首由鱼嘴、飞沙堰、宝甁口等三大主体工程组成，习称“枢纽三大件”。“鱼嘴”分流分沙，“飞沙堰”泄洪排沙，“宝瓶口”限洪引水（水文测量数据表明，进入宝瓶口的流量从未超过每秒800立方米），三大工程互为依存、互相关联、互相协作，与河道默契地组合为珠联璧合的有机工程体系，达到引水灌溉、分洪减灾、排沙防淤的神奇功效。
那么，都江堰是怎样利济川西平原的哪？清代绘制于二王庙道观山门上的“膏流千古图”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灌区内各级渠道的分布，也都采用渠首枢纽的模式，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形成一个庞大的覆盖川西平原大部的灌溉水网，使都江堰整个工程系统上下联动，左右逢源，声气相通，达到“水旱从人”的目标。
漫步千年古堰，观瞻“三大工程”首尾相应、势若蟠龙、浑然一体的宏伟营构，您是否可以体味出都江堰那种“以水为师”、道法自然的孜孜追求，感受到都江堰与天地自然节奏同步、无为而又无不为的和谐神韵。当我第三次来到都江堰，站在离堆之上，将渠首工程尽收眼底的时候，“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词句便从心头汩汩涌出，我的心情也格外舒展、开朗。此刻，倘若我有李白的才情，一定会诗兴澎湃，说不定就会吟出一首赞美都江堰的千古绝唱来，只可惜斯人虽怦然心动，但才力不及，只能以“伟哉，都江堰！妙哉，都江堰！”之类的感叹代替诗文了。
无坝引水是都江堰最显著的特点，这一工程型式一直到现在仍被沿用。《都江堰史》的作者谭徐明教授对都江堰渠首的规划与设计推崇备至，她曾得意地告诉过笔者：“无坝引水的都江堰，纯为天然分水引水，分水分沙，不假人力，但完全符合现代水流动力学原理。运用千百年来，期间多次因失修而废弃，但每一次重建后都会恢复到原有的样式。”她还告诉我，无坝无闸的都江堰配水原则被古人概括为“四六分水”，即指在春灌枯水期，通过工程调剂可使内江水量达到60%，外江（指岷江正流）为40%；而在汛期涨水时节，则利用河道弯曲的作用，使内外、江的分水比例改变，洪水主流行外江。依靠大自然本身的神奇力量就可以达到对水量的有效调配，这是何等奇妙绝伦的调控机制！
听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忽然闪现出这样的念头，“四六分水”，难道不意味着水资源的浪费，最大限度地利用水岂不更好？来不及细想，便脱口说出了我的“高见”。面对着我的诘问，谭教授脸上的笑容没有了，神态顿时凝重起来，口气也变得十分严肃：“现在有许多人跟你的想法一样，想把岷江的水分干吃净。这是与可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的。不可以认为 ‘四六分水’是都江堰的局限，是没有出现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之前不得不选择的水利型式。客观上，无坝引水的型式有利于兼顾岷江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水资源的公平分配，也能长久地维持岷江中下游河道的生态环境。”
一番话话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见我默然不语，若有所思，谭教授又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20世纪30年代以来，因都江堰无坝引水的方式每年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岁修，于是，一些人便提出了改造都江堰的方案，即将无坝引水型式改建为可控制的现代水利枢纽，以减少岁修经费。受国民政府的邀请，来自水利科技发达的荷兰、丹麦、法国等国家的水利专家也参与了是否改建的论证工作。他们在考察研究后，基本上对改造方案持否定态度，其中荷兰水利工程师蒲得利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古法之行两千余年，以数万元岁修，享五百余万亩灌溉之利，不可谓不优且美矣。强为改作，或恐不及古人。”你看，连外国科学家都反对随意改建都江堰，我们又怎么能想当然地轻举妄动呢？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脑海里的“都江堰”总是挥之不去，它在我心中的形象已远远不止是“高大”二字所能概括的，它简直就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化身、一个符号。随着对都江堰的不断深入地解读，我对都江堰的认识也在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在我的眼里，它的经典之处已不仅仅是水利工程技术层面，更主要的是蕴含其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它的历久弥新，雄辩地解读着什么是尊重和敬畏自然，什么是“天人合一”，什么是“人与自然和谐”，什么是“可持续发展”。都江堰“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规划设计思想和无坝引水、自动调水调沙的功能，都彰显出建设者对河流自然规律的顺应和尊重。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认识就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也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这种“天人合一”观念下，古人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时，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尊重、敬畏和顺应，而不是为所欲为。当工业文明时代来临，随着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科技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类便开始自我陶醉、自我膨胀，逐渐忘记了自己是自然的儿子，甚至藐视自然，以为自己就是自然界的主宰，胆量、气魄和自信心空前高涨，高扬起“人定胜天”的旗帜，疯狂地向自然进军，“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这种战天斗地的“壮举”，虽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观的成效，甚至取得了所谓的“伟大成就”，但随之而来的是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仍，人类陷入了空前的生存危机。比如，2003年的“非典”（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06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还有沙尘暴滚滚而来、酸雨从天而降、河道黑水翻腾，海洋赤潮泛滥……，这些戕害人类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作孽”的结果。这正应了一百多年前恩格斯老人家提醒我们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人类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开始冷静地反思，重新找回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回归“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并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句刻在脑海里的话：“生产力就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是我上中学时课本对“生产力”这个名词所下的定义，听说这个定义一直到现在还在沿用，我觉得这个定义到了必须修改的时候了。如果“生产力”的概念中不加入“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一味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样的“生产力”会演化为一种强大的破坏能力，人类有可能被自己创造的所谓的文明所毁灭，这绝非耸人听闻。
今天，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恶化到十分危险的境地，人类的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要继续繁衍生息下去，必须理性地克服自己不断膨胀的物欲、嚣张的气焰，摆脱短视与贪欲，学会检点自己的行为，学会敬畏自然、从属自然，要把友善、尊重和敬畏自然，作为我们对自然的一种态度！
　　　　　　　　　　　　　　　　　　　

（二）

“阅读”都江堰，你会发现都江堰之所以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生生不息”，除了创建者“参天地之造化”，根据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水流态势，度势建堰，铸就了都江堰长盛不衰的基础以外，还取决于后人对都江堰的不断维护、改造和拓展完善之功。在社会需求这个内在动力的强大作用下，都江堰经历了秦汉烟火、唐宋风云，见证了王朝更迭和人世沧桑，屡废屡兴，始终运行不辍，惠泽人民。
一个千载不朽的工程，也必定是被千载呵护、珍惜的过程。都江堰自创建以来，就确立了一年一度对渠首工程进行维修养护制度——岁修，这是都江堰永葆青春活力和持续造福川西平原的根本所在。“深淘滩，低作堰”，则成为历代都江堰管理者遵守的圭臬。岷江具有多泥砂的特点，而都江堰又是无坝引水，在古代以“竹笼”、“杩槎”之类作为筑堰技术的条件下，要保持它的可持续运用，必须每年对工程进行岁修——“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所谓“穿淘”，即疏浚淤满泥石的飞沙堰和河道，修复被洪水冲坏的堰堤。
都江堰是成都平原的生命线，是成千上万农家的命根子。毫不夸张地说，都江堰的一脉之水牵连着川西人民的日子，牵连着国家的粮仓和税收，牵连着社会的安定，还牵连到官员们的乌纱帽。都江堰有如此沉重地担当，上至朝廷，下至府县，各级政府对都江堰的“安危冷暖”都不能不放在心上，特别是对都江堰渠首一年一度的岁修，自古以来一直是地方政府行政的要务。以清代为例，一般岁修年份，组织者为成绵道衙门来负责；大修之年，则往往由四川总督署来主持。
说起都江堰关系着四川社会的安定，这绝不是虚张声势的危言。每当灌溉时节，急待插秧的农田无水可引的时候，灌区的农户们就会急火攻心，为了求得命脉之水，有时他们还要采取非常行动。
“天雨知时总不忙，都江堰远候栽秧。通城折柳供龙位，要水敲锣上宪堂。”这首竹枝词生动地再现了清代成都平原民众为灌溉求水、争水而敲锣打鼓闹上公堂的场景。据谭徐明《都江堰史》记载，每年四月，是成都平原水稻插秧最忙季节，也是用水的高峰期。如果出现灌溉用水不到或不足的情况，灌区的用水户们便从四面八方向成都聚集，沿途折下柳枝，见龙王庙就入，将柳枝供奉在龙王塑像前，既是祈水，也是向地方官员示威。极端时，民众则会涌到成都绵道乃至四川总督署衙门前敲锣请愿。光绪元年（1875），时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在向朝廷上报的奉折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用水户到成都来请愿求水的情形：“查成属十数州县农民，向于三、四、五、六等月，必有数次向督署及成绵道署索水。他署并不过问其索水情状，则皆聚众至千余人，哄堂塞署，任意叫嚣，官吏出而劝导，辄加殴辱。即总督、道员亦只忍受，不敢出问。”
丁宝祯所述的这种情状，类似于现在的大规模群众上访，只是当时为“求水”到官衙“上访”的群众竟然天不怕、地不怕，居然敢辱骂甚至殴打政府官员，令人瞠目结舌。大家知道，中国向来都有“顺民”的传统，百姓怕官、官府仗势欺人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老百姓断不会铤而走险。成都平原百姓生存全赖都江堰一脉之水，渠道无水，就会耽误农时，穷苦农户种不上地，秋后收不上粮食，日子就过不下去，要么背井离乡，要么冻饿而死，反正没有活路，也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于是，平时威风八面的官老爷们，面对乡民的叫嚣鼓噪，也只好忍气吞声，不敢造次。
查阅都江堰史料，我发现历史上确有不少官员受都江堰的“牵连”而被摘掉了“乌纱帽”。如道光六年（1826），水利同知袁昌业、灌县知县朱华，就因都江堰渠首堤堰冲溃后修复不及时，造成下游地区大面积旱灾而被革职。更有甚者，光绪三年至四（1877~1878），时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也因大修都江堰未能取得理想效果而被“问责”，受到朝廷的严厉追究。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丁宝桢可是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先是在山东做了10年巡抚，又在四川当了十年总督，是位刚直不阿、敢做敢为的封疆大吏。当年，这位丁大人任山东巡抚时，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不可一世的“小安子”（安德海）奉慈禧懿旨赴苏州采办龙袍，仗着太后老佛爷作靠山，安德海一路招摇，横行不法，沿途官员敢怒而不敢言。丁宝祯不信邪，当安德海来到山东地面后，毅然将其逮捕，并斩首弃市（其实丁宝祯是按照大清制度和同治皇帝的旨意行事）。一时间，朝野震动，天下人拍手称快。令这位丁大人想不到的是，他的宦海生涯竟然差一点搁浅在都江堰上。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后，鉴于都江堰灌区连年春灌无水，用水户在各级衙门前聚集索水事件频发的情况，深感大修都江堰势在必行。得到朝廷的批准后，丁宝桢亲自挂帅主持这次大修工程。没想到耗费巨资修建的工程完工不到三个月，便被汹涌而来的大洪水冲得七零八落，特别是金刚堤多处决口，使本来要通过宝瓶口引入内江的水量大多顺决口流向外江，导致整个内江灌区无水可引。一时间舆论大哗，弹劾丁宝桢等官员的文书如雪片般飞往京师。为平息事态，朝廷派钦差大臣抵川调查。
其实丁公是个有口皆碑的好官，在四川任总督期间，不但清正廉洁，而且政绩卓著。这次大修都江堰，为了改变以往竹笼工容易被水冲毁、年年都要岁修的状况，丁公大胆革新，改竹笼工为砌石工来加固堤堰。施工期间，他先后10多次亲临现场督导，参建官员也是恪尽职守，不敢有丝毫懈怠。由于初改砌石工的经验不足和工艺不够成熟（主要是对松软的泥沙基础处理不到位），加之这年汛期岷江水势汹汹，主体工程被大水冲毁。尽管丁宝祯和参建官员在工程建设中呕心沥血且一身清白，但仍以失职罪受到处罚，丁宝祯由一品降为三品、革职留任，成绵道丁士彬、灌县知县陆葆德被革职留用、罚赔工银。

（三）

都江堰奏出了中华水利文明的最强音，历史的荣誉柱上也永远刻上了它伟大的名字。
公元前100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为写《史记》，曾到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游历考察，当他徘徊于岷江之畔、驻足于离堆之上时，我相信司马迁一定会被后世称为都江堰的这座水利枢纽所深深震撼，并发出了“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感叹。于是他在《史记·河渠书》中为我们留下了有关都江堰的最早文字：
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在司马迁的眼里，都江堰集“避害”、“灌溉”、“水运”三大功能集于一身，“益用”可谓大矣。自司马迁开记述先河以后，都江堰就成为后人屡屡记述和歌颂的对象。
大家熟悉的西晋文学家左思，曾著《三都赋》流传于后世。据说此赋一问世便引起巨大轰动，人们争相传阅，为我们留下了“洛阳纸贵”的典故。细查其文虽为赋体，但却没有汉代大赋那种任意夸张、“虚而无征”的作风。相传为了收集、核实资料和构思写作，整整十年磨一剑，可说赋中所言字字有来历，事事有依据，不但为千古美文，而且成为后世研究“三都”情况的珍贵历史文献。其中的《蜀都赋》，内中专有一段赞美都江堰灌溉效果的文字，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演以潜沫，浸以绵洛，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梗稻莫莫。指渠口以为云门，灑彪池而为陆泽。虽星毕之滂沱，尚未齐其膏液。
东晋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是一部记述巴蜀地区历史与地理的著作，该书为后世地方志的鼻祖。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常璩的名气远比不过司马迁和左思，但他所著的《华阳国志》中关于都江堰灌区的精彩描述，却成为后世经常引用的经典：
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于是川西平原便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也成了人们赞美成都平原物产丰饶的常用语。
透过这些记述和赞美都江堰的文字，不难看出，都江堰的最大的业绩就是造就了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为蜀地辉煌的农耕文明创造了千古奇功！
因为有了都江堰，有了稳定的、源源不断的灌溉水源，成都平原很快被经营成秦及其后各个王朝的巨大粮仓，于是富饶的天府之国便成为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先是“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靠着蜀地充足的粮食和兵源的保障，秦始皇扫平天下成为千古一帝；汉初，萧何坐镇后方，收巴蜀之米粮，日夜兼程地运往楚汉逐鹿的前线，助刘邦成就了大汉400年的帝业；三国时，南征北战的刘备进入富庶的蜀地后才得以站稳脚跟，“三分天下有其一”；安史之乱时，走投无路的玄宗、德宗、僖宗三位皇帝先后逃至成都避难就食……
都江堰造就的另一个宠儿则是“天府之国”的骄子——成都。自从有了都江堰，有了“宝瓶口”，成都既不缺水，亦无滥之灾，一跃成为风水宝地。通过宝瓶口而入的源源不断的岷江甘霖，在不经意间便把成都滋养成中国西南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源于都江堰的“二江”，造就了成都“两江珥其前，九桥带其流”的城市格局。“二江”流经成都，在风水学中还有为成都通气散污的意义，流动的“二江”，使封闭凝滞的成都平添了“流水家园，生生不息”的律动，同时使成都享有舟楫之利，成为“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繁华码头，促成了成都商业的繁荣；稳定而上佳的“二江”水质，催生了著名的成都丝绸——蜀锦，也使成都有了“锦城”或“锦官城”的别名；以“二江”为骨干的城市河湖水系，提升了城市的环境质量和文化品味……从汉至唐的千余年间，成都曾多次成为割据者、草头王安身立命的都城，先是西汉末公孙述于此割据称帝，继有三国时刘备、两晋李氏（李特、李雄）兄弟、唐末五代的王建和孟知祥等，先后在这里建立蜀汉、成汉、前蜀、后蜀等政权，他们依凭蜀地的山川天堑和平原的富庶，把成都经营成歌舞升平的乐土……。唐时，人称天下名镇“扬一益二”，意思是中国最繁华的都市当属扬州和益州（今成都）。不过对扬州第一益州第二的排名，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唐代范阳人卢求就曾为“益二”大鸣不平：“以扬州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技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扬不足以侔其半。”在卢求的眼里，扬州为第一，不过是虚名在外而已，要说真正的繁华富庶、物华天宝，扬州不足益州一半。　
历史的脚步迈入新时代，厚德载物的都江堰依然在与时俱进中书写和传承水利文明的新篇章。数字表明，都江堰灌区的灌溉面积已从1949年的282万亩发展到现在的1009万亩，灌区的范围从成都平原的14个县扩大到包括川中丘陵区在内的37个县（市），尤其是素有“十年九旱”之称的川中丘陵区得到都江的灌溉滋润，使那里的土地不再贫瘠，人民告别了贫困，人居环境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都江堰浇灌了四川三分之一的农田，生产了四川三分之一的粮食，养活了四川三分之一的人口，同时还担负着灌区内城镇供水、防洪、发电、水产、种植、旅游、环保等多目标的综合服务。
四川人对都江堰充满了依赖和感激，他们说，天府之国的美誉靠都江堰，四川农业大省地位的支撑靠都江堰，成都城市的地位靠都江堰。

（四）

在领略了都江堰的风采之后，我的脑际便萦绕着这样一个念头：都江堰的创建者李冰，生活在两千多年的他肯定不懂现代的所谓水力学和河流动力学之类的知识，那么他凭借什么修成了这样一座“千古一堰”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底，我只好又到史料堆中去寻找答案，令我失望的是，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记载李冰事迹的文字实在少得可怜，只知道他治蜀建树除了创建都江堰外，还有整治水道、开陂池、凿盐井等方面，至于业绩的具体情况，以及他生于何时、何地之类最基本内容在内的人生简历生都只能用“推测”来书写。
那么，都江堰到底是怎样修成的呢？我不揣冒昧，欲还历史本来面目，便大胆猜度都江堰是这样建成的——
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李冰被秦昭王派往蜀地接替张若作第二任郡守，临行前，秦昭王在大秦王宫召见了他。秦昭王虽然垂垂老矣，但依然壮心不已，他的话语不多但却沉郁凝重：今我大秦兼并六国的战争正在紧要关头，希望蜀地能给前线提供更多的粮饷和兵源。望着秦昭王那双盛满殷切期盼的眼睛，李冰连声称“诺”，心中升腾起建功立业的无限豪情，明亮的双眸闪烁着睿智而坚毅的光芒。
在秋雨绵绵中，蜀郡的岷江两岸有一小队人马正在跋山涉水，“观其流泉，相其阴阳”，原来是刚刚走马上任的新郡守李冰一行在实地考察蜀地的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等情况。经过实地踏勘，李冰发现，蜀地虽地广千里，土壤肥沃，宜于耕作，但主要是靠天吃饭。这里冬干、春旱、夏涝、秋绵雨，喜怒无常的老天爷给蜀地人民风调雨顺的年景并不多。而纵贯蜀郡川西平原的岷江，自北部高山奔流而下，急湍的水流涌入川西平原时，地势突然平坦，流速锐减，泥沙沉积，宣泄不畅，每到涨水季节，常常决口漫溢，岷江两岸遂成汪洋泽国；而旱魃更是位不速之客，造访这片土地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李冰深知，治蜀必先治水，如果不把水旱灾害的问题解决，蜀人便不会安居乐业，这里也成不了大秦帝国的粮仓。但要平治水患，应从哪里入手呢？连日来，这位新郡守一直眉头紧蹙，苦苦思索着兴利除害的良策。
对于兴修水利，李冰并不陌生，他虽未进过水利学校，但实践这所大学却赋予他丰富的治水才干，特别是在关中担任郡守属官时，曾协助过那里的“一把手”修建过引水灌溉工程，使那里贫瘠的土地变成沃野良田，这也是他被秦昭王慧眼看重并提拔高就的主要原因。李冰还是个“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饱学之士，识见高远，目光如炬。
这一天，李冰站在了玉垒山的离堆之上，俯看山下岷江的滚滚激流，眺望川西平原的广袤田畴，他思接千载，热血沸腾，他想到了老祖宗大禹治水疏导的之策，想到了《老子》的“道法自然”，想到了《孟子》的“以水为师”和“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李冰是个善于从祖先那里寻找智慧和汲取力量的人，那一刻，有这么多先贤来启迪他的思路，李冰顿觉如有神助，眼前一片敞亮：“川西平原西北高东南低，而且整体地形上呈扇状，而离堆一带恰在平原的顶端。何不顺应水流本身的特性，利用这里的地形、河势，再做些工程因势利导，以解川西平原水旱之苦，并收舟楫水运之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个“开凿离堆、整治二江、引岷江水入成都平原”的大胆构想诞生了。
李冰是个多谋善断而且立说立行的人，秦昭王的批准的诏书一到，他便迅速组织人马拉开了工程建设的序幕——查勘水文地质情况，确定工程位置，绘制施工图案，筹划施工组织，调配人力物力财力……
为了让蜀郡的人民与他同舟共济，李冰还发动了“思想政治”攻势，他告诉蜀郡的父老乡亲们，开凿“宝瓶口”和穿“二江”，不仅可以消除成都平原的水旱灾害，享灌溉航运之利，还将为蜀地开辟出“风水”的通道。李冰说，凿开离堆，就是为了蜀地开辟一个上佳的“水口”，让岷江之水夹裹着财富和祥瑞涌入成都平原；至于“穿二江”，则是为了让成都平原的水道顺畅，水流丰盈……
蜀地向有治水的传统，蜀人知道兴建“都江堰”意味着什么，对这项“功在当前，惠及子孙”的工程他们没理由不举双手赞成。更令他们感动的是，这位新郡守不但大智大勇，思路缜密，而且干起事情来执著、拼命，不达目的不罢休。他们敬重李冰、拥戴李冰，愿意在他的麾下冲锋陷阵。于是，千万年来一直沉寂的离堆一带顿时喧闹起来，凿山开石声、劳动的号子声交织成一支激越的劳动和创造进行曲。在李冰的带领下，蜀郡人民“凿离堆”、“穿二江”，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世间许多事情，看着容易做着难。都江堰建设中最大的难题是凿离堆开辟引水口，即后世所称的“宝瓶口”。宝瓶口位于玉垒山与离堆相连接的豁口处（据今人考证，离堆和宝甁口的形成与距今五六千年发生的一次大滑坡有关），离堆所处的山崖是坚硬的砾石，很能啃动。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李冰调集了上千个年轻力壮的军士和工匠，并命“盐铁市官”运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开凿工具——铁钎和铁锤等“利器”。尽管军士和石匠们十分卖力，但因岩石过于坚硬，工程进展比蜗牛爬动还要缓慢。正当李冰心急如焚、苦无良策的时候，当地一个老石匠雪中送炭，向他献上“火攻”之策：利用岩石热胀冷缩的特性，用火烧水浇使岩石崩裂……。李冰得计大喜，忙命人用老石匠说的办法一试：在岩沟里堆满柴火，烧它几个时辰，然后在滚烫的石头上倾泼江水，“咝啦啦”，岩石炸裂，人们便顺势移石开沟，掘进的速度明显加快。
在开凿离堆引水口的同时，李冰又组织了另两支队伍，一支在位于宝瓶口不远处的岷江上作“堋”（堰），以壅水引水；一支在川西平原已有旧河道的基础上开挖“二江”（据今人考证，“二江”为由宝都江堰引至成都平原的两条干渠，即古之郫江、检江，今之府河、南河）。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千辛万苦玉成成功，坚硬的离堆凿开了，横贯成都平原的“二江”穿成了，壅水引水“堋”（类似于今之鱼嘴、飞沙堰之类的建筑）也筑就了。于是，就有了被后人称作“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有了天府之国和中华的粮仓，有了成都这座名城大邑……

（五）

都江堰作为世界上惟一留存至今并且依然造福人类的大型无坝引水工程，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同时，都江堰也是“历史模型”，它所展示的是一座水利工程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中获得使人类永远享其恩惠的崇高境界，堪称是人类科学治水的光辉典范。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而言，都江堰留给我们的财富远远超越了工程本身。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都江堰做出这样的评价：“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惟一存留、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2200多年来，至今仍发挥巨大的效益。李冰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愧为文明世界的伟大杰作，造福人民的伟大工程。”
创建都江堰的李冰，既忠实地履行了蜀守的职责，更为国家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他也永远活在了蜀人的心中。后世的蜀人对李冰的充满了感恩和推崇，不但尊他为“川主”，还将他请上了神坛，升人为神，立庙供奉。更有甚者，有人还编撰出了不少关于李冰驯服河神、斩掉恶龙为民造福的神话故事来渲染他的神功。统治者也利用民意推波助澜，用惯用的加封官爵之法表彰已经死去的李冰。北宋开宝七年（976），李冰被封为“广济王”，并以水神的身份进入国家祀典的殿堂。宋以后，官方组织的每年一度的祭祀李冰父子的活动，成为都江堰岁修“封堰”和春灌“开堰”不可或缺的内容。祭祀的场所在都江堰内江左岸依山而建的崇德庙，庙中端坐着李冰的神像。史载，南宋时，每年祭祀杀羊5万多只，以致崇德庙前杀羊的屠户达上百家，成为当地政府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
清代规定祭祀李冰的供品是不少牢，祭列九品；主祭官为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届时，主祭官要著袍服，行二跪六叩之礼，并读祭文：
惟神世德，兴利除患。作堋穿江，舟行清晏。灌溉三郡，沃野千里。膏腴绵络，至今称美。盐井浚开，蜀用以饶。石人镇立，蜀害以消。报崇功德，国朝褒封。兹值春灌，理宜肃恭。
尚飨。
祭文通篇表现了对李冰的敬畏虔诚，虽是歌功颂德，但却充满着真情实感。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两千多年了，李冰这个名字不但没有被岁月的风尘所淹没，反而和他创建的都江堰一样，光灿灿地照耀着历史的天空。
　　　　　　　　　　　　　　　　　　　　　　　
　　　　　　　　　　　　　　　　　　　　　　　　　　　　　　　　　（成稿于2007年1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