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绍恩与三江闸

不久前，我来绍兴寻访先贤的治水足迹，瞻仰完大禹陵庙和马臻墓，下一个拜谒的对象自然是三江闸和汤公祠。汤公祠供奉的主人叫汤绍恩，他主持修建的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挡潮排水闸——“三江闸”，不但让他在史册中熠熠闪光（《明史·汤绍恩传》主要记述了他修三江闸的事迹），也使他在绍兴的名气不亚于修筑鉴湖的东汉太守马臻。
史书说汤绍恩“为人宽厚长者，其政务持大体，不事苛细，与人不欺，人亦不忍欺，始终清白”（乾隆《绍兴府志》卷三十四）。汤绍恩是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嘉靖十四年（1535年）任绍兴任知府，在任六年中，他兴水利，赈灾荒，宽刑罚，恤贫弱，深得百姓的爱戴。
汤绍恩出任知绍兴府时，最让他寝食不安的是当地频繁出现的水旱灾害。当时，会稽、山阴、萧山三县之水，均从钱塘江、曹娥江、钱清江汇流的三江口入海。由于潮汐日至，河口处“拥沙堆积如丘”，洪涝水不能外泄，“每受潮患，逢淫雨汜溢，决塘泄水，苗稿泉竭，……民甚苦之”。汤绍恩遍查山会平原地理水道，“见波涛浩淼，水光接天，目击心悲，慨然有排决志”。当他行至三江口时，见两山对峙，心中不禁一喜，对随行人员说：此下必有石根，正是建闸挡潮的好地方？经过地质勘查，果然如此。于是，汤绍恩决定在三江汇合的彩凤山与龙背山之间建造一座挡潮大闸。
土木之工不可擅动！纵然是豪气干云，纵然是准备充分，纵然是不遗余力，但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要建造一座横绝江海的大闸也绝非易事，人力、物力、财力，缺一不可，当然也少不了天时、地利、人和。
为了筹钱筹款，汤绍恩费尽了心机，绞尽了脑汁。他先是亲赴省衙，鞠躬作揖说好话，请求国库拨款。拨款不够，他又发动有钱人解囊捐助。他带头捐献官俸，店铺作坊积极出资者，他亲书匾额赠之，以示褒奖和感谢。
为了早日建成三江闸，汤绍恩动员组织了四县民夫数万人进行会战（当时只能实行人海战术）。大闸始建时，为堵塞水道，辟出工作面，民工们要在水中构筑围堰，既艰辛又危险，特别是遇大雨大潮时，堰堤常常筑好即溃。时间一长，吏民怨声载道，有些人甚至要撂挑子不干了。
面对吏民的怨谤，汤绍恩不为所动，他口气坚定地说：“此时民虽怨我，然闸成之后，比户盈宁，当感我不暇矣。”一方面以大闸告竣后“比户盈宁”的功效鼓舞大家的斗志；一面力排众议，矢志不移。
令我感慨的是，历史上许多有作为有政绩的官员，如修引漳十二渠的战国时期魏国名臣西门豹、筑鉴湖的东汉会稽太守马臻，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也曾一度遭人诟病——民众有怨言是因为兴修水利要投入大量的民力，他们要出劳役和血汗的代价，而利益往往躲在暗处藏在远处，有点看不见摸不着；官吏有怨言是因为他们不愿多吃劳苦，想舒舒服服地当自己的太平官；还有一些人之所以极力反对，是因为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了损害，比如马臻筑鉴湖就触犯了当地豪强的利益，他们群起而攻之，甚至用诬陷的卑劣手段置他于死地。由此可见，一个人要干出一番事业来，真是谈何容易啊！
为了三江闸，汤绍恩身先士卒，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史书说他“乍闻树叶声，疑风雨骤至，即呕血”（《郡守汤公新建塘闸实迹》，《三江闸务全书》上卷）。这是不折不扣地全身心投入，因为过于紧张，以至有些神经过敏。
在修筑保护三江闸的“新塘”（为大闸配套工程，目的是为了稳固海堤，保护大闸安全）时，由于海浪汹涌，施工十分困难，新筑海堤屡筑屡溃。汤绍恩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这天，他写了一篇给海神的文章，置于怀中，并抱定了与大堤共存亡的决心，赤身躺在新筑的海堤上，口中念念有词：“如果大堤再溃决，我只好将自己的身体一同归之于滔滔东流矣。”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决绝精神，不但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建设者，也似乎也感动了海神，霎时，海面上风平浪静（其实是天缘巧合，天气使然）。建设者们乘机而上，一股作气，终于将长200余丈、阔20余丈的“新塘”建成了。
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建闸之初，由于沙松土软，施工打桩时后桩进前桩出，无法进行。汤绍恩焦急万分，便到马臻庙谒拜，请马太守显灵赐教。一天夜里，马臻托梦于汤公曰：“后迹追前迹，百世瞻功烈，若要此闸成，除非木龙血。”时汤的属下有个叫莫龙的人，闻讯后来到汤绍恩面前，慷慨悲壮地表示，愿意献出自己身上的热血以促闸成。他在现场割破自己的手臂将血涂在木桩尖端，然而木桩打入泥中，仍未成功。莫龙欲刎颈献出自己的一腔热血，汤绍恩竭力劝阻。莫龙乘人不备，用拳猛击自己的胸膛，吐出毕身之血，喷洒在木桩及施工现场。莫龙的悲壮之举感天动地，此后的打下的木桩终于站住了，施工得以顺利进行。
传说不可全信，但他无疑折射出这样的事实：在三江闸的建设过程中，千千万万个像莫龙一样的建设者付出了沉重的乃至牺牲生命的代价。感动中，不由得想起那位伟人说得一句有名的话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的，我们承认英雄人物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重要作用，但我们同样承认，从总体上说，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无疑还是广大劳动人民。
9个月以后，一座宏伟的大闸屹立于三江口上。大闸全长50丈，宽3丈，共28孔，闸门高度1丈6尺至2丈余。因闸门为28孔，应天上28星宿之意，故又称“应宿闸”。
在三江闸前，我驻足凝望，追怀往昔。沧海桑田，逝者如斯，当年的治水英雄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大闸虽经四百五十余载的风雨剥蚀，满身沧桑，但仍然挺着伟岸的躯身，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它悲壮而光荣的生命历程和故事。
“这座大闸怎么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几百年仍未毁弃？”我把心中号抛向了陪同我们参观的绍兴水利局副局长邱志荣先生。邱先生既是一名地方水利官员，也是一名水利专家，著有《鉴水长流》一书，翔实而生动地记述了绍兴水利史，拜读之后使我受益非浅。邱先生对三江闸的历史了如指掌，见我对三江闸的历史感兴趣，兴致也高涨起来，以自豪的口气为我解惑答疑：“首先是设计合理，造得牢固。在当时，三江闸的设计和建设水平都是先进的。”他指着闸体的各个部位，向我解读着大闸身强体健的原因：闸基用巨石铺成，底层与岩基相卯，再灌注生铁强化，使基础非常坚固。闸墩、闸墙全部采用大条石砌筑，条石每块多在千斤以上，石与石之间榫卯衔接，秫灰粘合，结实得很。共立闸墩27座（大墩5座，小墩22座），墩的两端“则剡其首”，形如梭子，俗称墩梭，以顺水流。梭墩两侧凿有闸槽，以安置内外两层闸门。闸上建有一座石桥，长百余米，宽9米多，成为两岸往来的交通要道。大闸两端修堤400丈，与东西海塘相连，浑然一体……
“第二个原因就是保护得好，三江闸建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经历了六次较大规模的修缮，同时还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才得以保持今天的风貌。”
“难怪三江闸这么长寿！”听完邱先生的介绍，我频频点头。
邱先生还告诉我，当年在闸下还立有一个方型石质水则柱。所谓水则，即今天所说的水尺，观测闸前水位用的。水则共有一对，除了闸前立的这一个外，另一个与之一模一样，立于绍兴城内。水则为石头打制，自上而下刻有“金、木、水、火、土”五字。“启闭惟看水则牌”，即依水则所示规定操作。水至金字脚，全闸开启；水至木字脚，开闸16孔；水至水字脚，开闸5孔；水至火字头，全闸关闭。
“如此操作规程，即科学合理，又简便易行。”我不禁赞叹道，深为古人的聪明所折服。
令我更加感动和欣慰的是，三江闸发挥效益450余年后，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的生命并没有随着使命的结束而终结，而是被奉为浙江省重点保护文物，以文化遗产的形式继续闪耀着新使命新价值的光芒——这得感谢绍兴人民的文化意识！否则，随着几声爆破的震响，三江闸瞬间就会灰飞烟灭。而在我眼里，“三江闸”已不仅仅是一处文物，更是一座丰碑，一座写满汤绍恩和绍兴人民兴利除害辉煌业绩永不磨灭的水利丰碑，一个中华水利史上的永恒标本。
1981年6月，绍兴人民又在三江闸北2.5公里处建起了一座流量为528立方米⁄秒的大型水闸——新三江闸。
仰望着眼前这座比老三江闸更加宏伟的新三江闸，我有些激动，思维顿时活跃起来，想象力也丰富了：大闸巍巍，宛如一把巨大的琴弦，一扇扇启闭自如的闸门仿佛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弹奏着新时代的水利乐章。
“当年填海家家怨，今日宁澜处处烟。”三江闸建成后，与横亘数百里的萧绍海塘连接在一起，形成外扼潮汐、内控三江之水的水利枢纽，“旱有蓄，潦有泄，启闭有则，山会萧（山阴、会稽、萧山）三邑……成膏壤”（《京兆姜公三修大闸记》），且“其沮洳可蒲草，其泻卤可盐，其泽可渔，其疆可桑，其途可通商旅”（《修撰张公初修大闸碑记》，《三江闸务全书》上卷），兼收水产、鱼盐、桑麻、航运之利，可谓利益多矣。
在古三江闸边的汤公祠柱石前，我反复咀嚼着明代著名文人徐渭撰写的题联：“凿山振河海，千年遗泽在三江，缵禹之绪；炼石补星辰，两月新功当万历，于汤有功。”不愧为大家手笔，语言洗炼，意味隽永，高度概括了汤绍恩建造三江闸的历史功绩。
在返程的车上，我又听到一则有关汤绍恩名字的趣事轶闻。原来在汤公出身地四川安岳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相传汤公儿时，一天，有一个来自峨嵋云游的僧人路过他的家门，看见一个小儿正在门外嬉耍，不禁眼前一亮，口中念念有词：“他日地有称绍者，将承是儿恩呼？”说完，便扬长而去。没想到被门里的父亲听见，顿觉奇异，正好此儿尚无大名，于是便按僧人所言，取名“绍恩”，字“汝承”。巧的是，日后汤公成为绍兴知府，服官济世，造福一方，当地人果然受其恩惠。
我想，这则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八成是人们编排出来的，但故事本身却反映了民众对汤绍恩的敬爱之情。
就要收笔的时候，我忽然萌发了将汤绍恩与马臻进行比较的念头（在《马臻与鉴湖》一文中，我曾将马臻与李冰进行比较，哀马臻之不幸）。仔细想来，他们二人确实有可比性：二人都曾是绍兴（汉代称会稽郡）的父母官——马臻为东汉会稽太守，汤绍恩为明代绍兴知府。二人都以兴修水利而名垂汗青——马臻筑成了鉴湖，汤绍恩建造了三江闸。二人都曾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体现出大智大勇特别是破釜沉舟的气概——马臻筑鉴湖，义无反顾，不畏地方权贵阻挠，不顾动用赋税和皇粮的杀身之祸；汤绍恩建三江闸，矢志不移，愈挫愈奋，“几多怨谤一身任”。二人死后都备受哀荣，“功德在人，虽远益彰”——马臻死后被封“利济王”（宋仁宗敕封），享受着“十万家春祈秋报”；汤绍恩死后被封“宁江伯”（清世宗雍正敕封），享有着“泽披三江”的崇高声誉。若说二者的差异，除了所处时代不同外，最主要的是二者个人归宿的天壤之别：马臻在筑成鉴湖后不久，便在恶人的诬陷下被昏聩的朝廷处死，演绎的是悲剧人生；汤绍恩则因治理绍兴政绩卓著，官升山东右布政使（掌管一省行政事务），后致仕归家，97岁才寿终正寝，演绎的是喜剧人生。

　　　　　　　　　　　　　　　　　　　　　　　　　　　　　　　　　（成稿于2007年12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