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赋

横贯我国东部，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是由我国劳动人民用血与汗、灵与肉开凿出的一条举世无匹的人工水道。它与我国另一伟大工程——万里长城一起，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两大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的巍峨丰碑和历史文明的生动象征。
有人说，万里长城是保家卫国的父亲，京杭大运河是养家糊口的母亲。这比喻虽不很恰当（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不可否认，这神州大地上的一撇一捺构成的“人”字，确实一度支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鲁迅先生说：“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把“伟大”与“可诅咒”两个完全对立的字眼并列加在长城身上，真是前无古人。但鲁迅先生对大运河似乎没有这样的评价。因为运河基本上只有“伟大”，除了开挖时有劳民伤财之嫌外，“可诅咒”的成份并不多。如果说长城是凝固的历史，那么运河则是流动的史诗；如果说长城意味着保守、隔绝，那么运河则意味着开放、沟通。长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和劫掠，但同时也限制了民族间、地域间的交流与融合。但运河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沟通与交流的使命，尤其是隋唐南北大运河（元代改建为京杭大运河）千里通波后，“商旅往返，船乘不绝”，成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成为维系中华统一和经济社会繁荣进步的“生命线”。
一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短命但却极为重要的王朝——秦代和隋代，它们虽皆“二世而亡”，但却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重的影响。首先，它们都是大一统的王朝，前者是秦始皇扫平六国荡平岭南之后建立的大秦帝国；后者是隋文帝杨坚东征西讨一举结束魏晋南北朝分崩离析局面而建立的大隋帝国。其二，两个王朝的寿命虽然都不长久，但皆是雄强一时、威名赫赫的王朝，而且这两个王朝败亡后，它们身后的替代者更是分别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一个是大汉，一个是盛唐，都是举世公认的繁盛朝代，而在它们的身后，中国人则称汉人、唐人，沿袭至今。其三，它们都是因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和骄奢淫逸、大兴土木而败亡的王朝，前者因修长城、造骊山陵寝等而加速了灭亡；后者则因建东都（洛阳）、开运河等而成为倾覆的催化剂。
尽管长城的修建和运河的开凿，皆肇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但真正把长城修成横亘东西“万里长城”的，则是秦代；真正使运河成为蜿蜒数千里“南北大运河”的，则是隋代。提起长城，人们自然会想起秦始皇；提起大运河，人们自然会想到隋炀帝。不过秦始皇修长城被后世列为他的丰功伟绩之一，尽管有“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的悲歌和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愤怨；而隋炀帝开大运河，却背负了“种柳开河为胜游”的千古骂名——许多人认为，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是因为迷恋江都（今扬州）的风月繁华。如果真的这样认为的话，那就太小看隋炀帝了。
事实上，早在隋文帝杨坚时代，就已经开凿了沟通都城长安与关东经济区相联系的广通渠（后为避炀帝名讳，改为永通渠）；为了运输灭陈的军需移交，又开凿了沟通江淮的山阳渎（即重开已经淤废的邗沟）。隋炀帝即位之初，便以非凡的胆识和惊人的气魄，征发数百万男女，大干快上，在前人所开运河的基础上，一举凿成了亘古未有的南北大运河。大业元年（605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万”，开挖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拉开了大规模开凿运河的序幕。在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即重开山阳渎，沟通淮河与长江。大业四年（608年），“又诏发河北诸郡百余万开永济渠”，自黄河北行达于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610年），起自京口（今江苏镇江），止于余杭（今浙江杭州），重开了纵贯太湖平原的江南运河。从605年开始，到610年，隋炀帝举全国之力，仅用了短短6年的时间，便开凿出一条以东京洛阳为中心，西通京师大兴城（今西安），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运河组成的庞大运河系统，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一举改变了华夏江河“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格局。
隋炀帝继位后不久，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开挖大运河呢？难道真的是“种柳开河为胜游”吗？或者如小说家所言，“睢阳有王气”，开运河为了“凿穿”王气，而隋炀帝又“喜在东南”，于是便大兴开河之役吗？
打开中国的地图，你会发现，中国的大江大河，几乎都是自西向东，浩浩荡荡地奔流入海。这些河流对于联接东西、沟通山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却也为南北间的交通设置了层层障碍。在古代交通极不发达且主要依靠水运的情况下，这种大自然留下的缺陷大大影响了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政治的统一。于是，运用人的智慧和力量开凿出一条贯通南北的人工水道，便成了华夏民族孜孜以求的目标。
耐人寻味的是，运河的开凿竟与长城的构筑，一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斗争的需要。如果说长城的出现是为了防御，拒敌于高高的城墙之外，那么运河的出现则是为了进攻，通过运河架起沟通的桥梁，将军队和粮草输送到金戈铁马的前线。
春秋战国时期，是个革故鼎新的大变革时代，诸侯之间为了争雄称霸，竞相致力于改革政治和发展经济，特别是军事争夺的需要，使得改善水陆交通条件成为时代的强烈的要求。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陆路的修筑困难多多，且代价高昂，因而开挖人工运河、发展便捷的水运交通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春秋末年，阖闾、夫差父子相继为吴王时，国盛兵强，先是把楚国打得一败涂地（几乎灭了楚国），接着又大破越国，迫使越王勾践匍匐于自己的脚下。随着吴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霸主地位的确立，夫差野心日益膨胀起来，他筑邗城，凿邗沟，开菏水，伐齐攻晋，一心要问鼎中原。
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传·哀公九年》），这是历史名城扬州建城的肇始。古邗城在今扬州市西北蜀岗一带。筑邗城，是要在江北建立军事基地；开邗沟，则是为了输运送战船军队和物资给养。吴国开凿的邗沟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也是我国第一条沟通江淮两大水系的人工水道。邗沟开成后不久，吴国军队便在艾陵（今山东泰安南）把齐军打得落花流水。当时，北方诸侯以齐、晋最为强大，只有征服了这两个国家，才能称霸中原。降服齐国后，为了继续北上与晋国争雄，吴国又于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和定陶县东北之间凿出一条沟通泗水和济水的水道——菏水（又名深沟）。当年夏天，夫差即挥师北上，吴国大军由淮入泗，由泗入菏，再入济水，最后到达他和晋侯的会盟之地——济水岸边的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正当吴晋两国为争当盟主拔剑弩张的时候，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乘虚而入，攻破吴国都城姑苏（今苏州）。夫差闻讯后，匆忙与晋侯会盟，便急急班师南归，迎接他的不是凯旋的欢呼，而是身死国亡。
战国时，魏国率先变法图强，成为战国前期“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魏国自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后，以大梁为中心，开凿了沟通黄河、淮水、济水之间的水上交通网——鸿沟。这条完整的水上交通网的构建，为日后开封的发达奠定了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
秦祚短浅，但创举多多，泽及后人。其中广西的兴安灵渠作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为秦始皇扫平岭南立下了汗马功劳。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即挥戈南下，进军岭南。但由于五岭逶迤，举步维艰，补给困难，加之当地百越人的顽强抵抗，使劳师远征的秦军一度裹足不前。为了解决军队给养问题，始皇命史禄（亦称监禄）在今广西湘桂走廊兴安一带开凿出一条沟通湘、漓的运渠，以转输军粮辎重。史禄调用数十万兵卒，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4年）凿成灵渠（亦名兴安运河），打开了通往岭南的运道，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秦军得水运之利，很快便打下了岭南。自此以后，直到湘桂铁路、京广铁路通车前的2100多年间，灵渠始终是中原和岭南沟通最为重要的桥梁。
汉代和三国时，几个颇有作为的君王都曾下大力气举办过开凿运河的工程。汉武开漕渠，每年使关东数百万石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入关中；光武开阳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魏武开白沟、平虏、泉州、新河、利漕渠等贯穿河北平原的五渠，为经营北方奠定了交通基础；据有江东的孙权开破岗渎，沟通建业（今南京）与吴（今江苏苏州）、会（今浙江绍兴）经济区的联系。
　　不过，隋代以前的运河，无论是长度还是作用，都不能与隋代开挖的南北运河和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相提并论，而且当时的所开的运河，各自为战，互不连贯，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水运体系。客观地说，那一时期的运河还处于初创阶段。
或许有人会问，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都曾不惜代价修筑长城，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开挖一条横贯南北的大运河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为什么直到隋炀帝时大运河才横空出世呢？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是第一个大统一的时代，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重心均在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当时关乎王朝命脉的“基本经济区”也在北方，虽然秦汉皆致力于发展交通以加强南北东西的联系，但由于经济并不依赖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因而大规模地开发南北水上交通的动力远远不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分裂割据，战乱频仍，根本不可能出现一条横贯中华南北的水上交通大动脉。
　　公元589年，大隋帝国的建立，结束了自东汉末以来长达400年分裂割据的局面，使华夏金瓯重归完整。隋代以关中为王业之基，但此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江淮一带逐渐成为中国的另一个“基本经济区”，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吸收各地的财富以巩固政治统治，隋王朝必须把南北经济中心与关中政治军事中心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南北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另外，隋朝建立后，首都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逐渐力不从心，营构转输江淮、关东、河北等地粮食财富的运输线已成当务之急。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陆路运输粮食等大宗物资只能靠人畜拽行，耗时费力，效率低下，而水道运输经济而省力，因而修建一条沟通南北的水上交通线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样，大运河便在时代的呼唤下走到历史的面前，并非出自某个帝王的主观意志。而隋炀帝热心大运河的开凿，应该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壮举。
隋炀帝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和亘古少有的极大魄力完成了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据说，“隋炀帝凿汴河，自制《水调歌》”，足见他对自己这一轰轰烈烈的“大业”也是颇为得意的。然而，就在南北大运河开通不久，隋炀帝便把盛极一时的隋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自己也在“江都宫变”中落了个被缢杀的悲惨下场。
一心想干大事成就千秋伟业的隋炀帝，在位时以其政治强力率意孤行，营东都，筑长城，开运河……工程一个比一个浩大。他在短时期内造就“大业之治”的盛世，的确不失为一位千古风流人物。但由于急功近利，屡兴大役，虐用民力，使“役丁死者什四五”，人民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他还穷兵黩武，三征高丽，无功而返。更有甚者，他“靡有定居”，热衷于到处巡游——北至榆林，西抵张掖，东北过涿郡（今北京），南游至江都（今扬州）……在位十几年，居京师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一年多，其余时间都在出巡中。特别每次巡游都是浩浩荡荡，舟车仪仗，极尽奢华。如首次下江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之内皆令献食……极水陆珍奇”，食之不尽，便就地掩埋，耗尽了民脂民膏。当然，我们也要承认，隋炀帝下江都铺张浪费大讲排场，不仅仅是为了玩乐、享受，还有重大的政治背景和深刻的文化使命，如威慑江南、笼络士人、交融南北文化等。即使如此，也不足以开脱他骄奢淫逸的罪责。尤其是他第三次巡游江都前，龙舟水殿已被杨玄感（隋末最先起兵反隋的贵族首领，曾任隋礼部尚书）的军队全部烧毁。此时，全国到处揭竿而起，烽火连天，隋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杨广不管这些，仍下令重建龙舟水殿，而且规模档次有增无减。于是，隋炀帝的第三次的江都之游，便成了他和大隋江山的死亡之旅。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冬日，我来到了扬州西北郊的雷塘（今扬州市西北槐泗镇雷塘乡槐二村），被世人视为“标准暴君”的隋炀帝杨广就埋在这里。瑟瑟寒风中，荒郊枯树，衰草孤坟，满眼都是萧条和凄凉，历史的冷峻、无情和无奈也都凝结于此。如果隋炀帝地下有知，他会为开凿大运河而后悔吗？我想他应该不会，经过一千四百多年的地下反思，他一定会想明白了：隋朝的灰飞烟灭和他自己死于非命的悲剧下场并非由开凿运河所致，而是他在位时滥用权力、荼毒天下所导致的恶果。正可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尽管我对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充满了憎恶，但我坚持认为隋炀开凿运河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因为，隋炀帝是开凿纵贯南北大运河，把中华水网合成完整体系的第一人。“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论禹功不较多。”在古人今人林林总总的评价中，我认为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对隋炀帝开掘运河的历史功绩的评价最为公允。的确，如若隋炀帝不造“水殿龙舟”之类的游乐设施，不去利用运河巡幸游玩，那么他开凿大运河的历史贡献，难道不堪与大禹治水的功劳相提并论吗？
二
    “隋开运河，唐宋受益”。首先是李唐王朝“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大运河这条流金淌银的水道，将江南粮食赋税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长安，从而为大唐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唐中期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兵祸相接，关中沃野一片荒芜，唐朝政府的财政开支几乎完全倚赖东南的供给——“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李敬方《汴河直进船》），运河成了唐王朝得以苟延维持的生命线。而叛乱的藩镇势力，为了卡住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围绕着汴河（即隋代的通济渠）一带运河的控制权与中央政府进行了反复争夺。及至晚唐，藩镇势力日大，农民起义的烽火持续不断，与唐王朝生死攸关的运河漕路屡屡被阻，运河随之逐渐颓废败坏，伴随着经济命脉的中断，李唐王朝的“王业于是荡然无存”。
赵宋王朝建立后，对运河的依赖比前朝有过之无不及。北宋之所以不顾契丹的威胁，建都于无山川之险可守的汴京开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封“扼吴楚之津梁，据咽喉之要地”的优越地理位置。
位于黄河下游、河南省中部的开封，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早在春秋时期，受封于此的郑庄公便在此地营建城池，取“开封拓疆”之意，定名为开封。战国时期，为了避强秦锋芒，拓展经营空间，魏惠王于公元前365年把都城从太行山以西的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开封，取名“大梁”。魏惠王迁都后，注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魏国仍为中原强国。历史上著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以后，五代的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几个王朝或政权都建都于此。到了北宋时期，开封终于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大宋朝，定都开封，改名汴梁。从此，开封取代长安、洛阳，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五代几个王朝特别是北宋之所以在此建都，主要是因为开封位于华北平原的南端，周围一马平川，河流成网，湖泊密布，水路交通的四通八达，得天独厚。自隋唐至北宋，开封一直以汴河为漕运的通道。五代后期到北宋，开封周围又增加了一些人工开凿的水道，主要是惠民河和广济河，开封遂成为水道“四达之会”，漕运更加发达。北宋建都开封后，由于开封位于黄河冲积扇的旷野平原上，无山川之险可守。针对契丹的严重威胁，宋太祖曾一度产生建都洛阳的念头，但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以开封为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唐末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不可逆转地转到了江南，而开封较洛阳距富庶的南方更近，而且更主要的是，开封当时已成为“扼吴楚之津梁，据咽喉之要地”(《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的水运枢纽。
其二，自唐安史之乱以后，一些割据势力相继占领汴州（开封），扼断长安和洛阳的漕运通道，以期问鼎中原。李唐王朝就因漕运的屡屡受阻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加速了灭亡。为了不再重蹈前朝的覆辙，定都汴州方为上策。
纵观北宋一朝，可以说对以汴河为主干的水运交通的倚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朝野上下都认为，“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作为北宋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更是对汴河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注。淳化二年(991年)六月，汴河洪水暴涨，险情不断。宋太宗赵光义坐不住了，不顾左右大臣劝阻，亲临汴河防汛工地视察，他对随行人员说：“东京(开封)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漕渠水，朕安得不顾。”(《宋史·河渠志》)
不久前，我来开封寻访历史。当地人告诉我，北宋时的开封城已长眠于地下8米的地方，你如果想寻找开封当年的繁华与辉煌，最直接便捷的办法就是观赏一下北宋大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打开《清明上河图》，画中呈现出稠密的歌楼酒市、店铺馆阁、繁忙的船只、情态各异的居民，还有古雅的拱桥、依依的杨柳，再现汴京当年的无比繁华。有趣的是，《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第一个高潮便是汴河中停泊或行驶着的大大小小二十多艘船舟。桥上桥下，船上岸边，装卸扛运，一派喧闹嘈杂的忙碌景象。
《宋史·河渠志》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鼎盛时期的开封拥有人口约15O万，日常消费的粮食、蔬菜、木材、燃料等大量物品，全都依赖汴河的水运供给。作为开封城命脉的汴河，每年往返其上的漕船达3OOO多艘，每年通过汴河漕运来的米粮达五六百万石之多（最多时达七八百万石）。汴河是开封的生命线，难怪张择端不惜用三分之一的画幅来精心描绘汴河的航运。
由于水路交通的发达，开封迅速成为繁华富庶甲天下的大都市。
开封的兴盛，得益于水运的通畅；开封的衰败，亦因水路的淤塞。公元1127年，历史将巨大的厄运抛向了开封。金人大举南侵，靖康之变，北宋随之灭亡，开封这座“金碧辉映，云霞失容，富丽甲冠天下”的大都市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开封留守杜充扒开黄河大堤，企图以水代兵阻止金兵南下，从此开启了黄河夺淮600多年的历史，加之战乱频仍，水利失修，开封通往四方的水道先后淤废，就连一度成为开封大动脉的汴河，许多地方河底“几与岸平”，而且种上了麦子，住上了人家，昔日“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宋史·河渠志》)的名河已徒具虚名。伴随着水上运输大动脉的被切断，开封城也迅速衰落下去，往昔的繁华很快成为昨日黄花。
公元2005年5月22日，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版以“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云烟”为标题发表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文章，用公元1000年时全球最繁荣城市开封衰败的历史警醒美国人，中国正在复兴，美国不可骄傲。文章指出，美国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城市，许多美国人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在1000年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却是黄河边上的开封。开封是11世纪宋朝的都城，人口超过百万。当时的开封非常繁华，各国商贾云集，俨然一个国际都会。但今天的开封，却是一个普通的小城。
没想到，21世纪的今天，开封的衰败居然成了警示美国人的反面教材，令人生出无限感慨来。
三
我们今天所指称的大运河，是元代开通的京杭大运河，它与隋唐南北大运河有着沿袭传承的关系，它脱胎于南北大运河，却又不同于南北大运河。
13世纪70年代，崛起于漠北草原的蒙古族铁骑在忽必烈的统帅下长驱南下，结束了南宋与辽金南北对峙150年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帝国政权——元朝。自此，中国进入了元明清时代。随着元朝建都城于大都（今北京），北京遂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蒙古人建都北京后，由于北方地区长期战乱不已，经济凋弊，发展滞后，而南方经济发展迅速，日益繁荣，出现了“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食货志》)的局面，于是南粮北调运道的通畅与否便成了元朝政权能否巩固与维持的头等大事。南宋以来，黄河夺泗入淮，经常泛滥溃决，导致原有运河河道多淤浅不能通航。因此，元初江南的漕粮主要经过海路北运，自长江口的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出海，绕山东半岛东端入渤海，在大沽进入海河，北循白河至张家湾，再转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入仓存储。这条海上运输线虽在费用上较陆运和内河航运节省许多，但因海上“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元史·河渠志》)，运输安全难以保障，加之通州到大都之间不通水路，只能依靠陆运，以致民夫“不胜其瘁”，“驴畜死者，不可胜计”(《元史·河渠志》)。故在原有运河的基础上，开凿新的更加便捷的运河水道，去弯取直，使之南北直航，势在必然。
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元朝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运道，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秋，北起大都(今北京)、南至杭州，由通惠河、白河（今北运河）、御河（今南运河）、会通河（北起临清，南接古泗水运道，由泗入黄，逾黄接淮扬运河）、淮扬运河（今里运河）、江南运河等水道组成的三千多里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它把原来张开如折扇状的南北大运河，改造成为直线型的纵贯当时最富庶的东部沿海区域的京杭大运河，奠定了此后南北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和规模。
“半天下之财富，悉由此路而进。”元朝通过大运河运往大都的粮食，每年高达数百万石，而粮食以外的其它物资，亦不可胜计。一时间，满载着南方地区粮食物资的漕船首尾相衔，浩浩荡荡，直抵大都。大都积水潭(今什刹海、后海、前海)成了繁华的码头，舳舻蔽水，帆樯如林，盛况空前。
京杭大运河的畅通，使得元朝的大都不仅成了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东欧、中亚、日本、朝鲜以及南洋各国，都有商队、使团络绎不绝地来到大都进行商品文化交流。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京师，一番眼花瞭乱的游览之后，留下了对大都“商业繁盛之城”的由衷赞誉。
明、清时，继续以北京为都，对大运河的南北漕运更是依赖有加。“国家大计，莫过于漕。”为了运河水道的畅通，明清两代王朝在元代运河的基础上，又着力对大运河中的许多河段进行了整治改造，最后将京杭大运河定型——自北而南依次为通惠河（北京—通州）、北运河（通州—天津）、南运河（天津—临清）、鲁运河（临清—台儿庄）、中运河（台儿庄—淮阴）、里运河（淮阴—扬州）、江南运河（镇江—杭州），全长1794公里。
到过北京的人，无不为金碧辉煌的故宫叹为观止。但你也许不知道，莫说故宫，就连整个北京的繁荣昌盛都依赖于京杭大运河这一脉之水。
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称紫禁城。故宫的宫殿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总面积达27万多平方公里，有殿宇宫室9999间半，殿宇如海，气魄宏伟，壮丽无比。但你知道吗，这座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如大殿前的三层阶陛所用的大理石，太和殿所用的金丝楠木蟠龙柱，腻如脂、重如金、明如镜的铺地金砖，宫殿楼阁所用的严丝合缝的大青砖，还有其它各种砖瓦木料，这些产自天南地北、质地精美的材料，几乎都是通过大运河水运而来的，无怪乎俗语有“漂来的北京城”之说了。
时至今日，北京的不少胡同还保留着与大运河割不断的联系：“南河沿儿”，“骑河楼”、“银闸儿”，是当年运河流经之处；“缎库”、“瓷器库”、“灯笼库”，是当年漕运而来的南方物品卸船入库所在地；“北新仓”、“南门仓”、“北门仓”、“禄粮”，是当年存储漕粮的官仓所在。
四
运河的开凿，是人类的奇迹，是中华民族文明发达的体现，更是中国古代水利科技史上的闪光一页。从春秋末期吴国在公元前486年开凿的邗沟算起，我国的运河至今已有24OO多年的历史了。即使从公元七世纪初隋代开通的南北大运河算起，至今也已有近14OO年的历史。反观世界上其它地方开凿的运河，没有一条能与之相媲美。位于埃及境内、沟通地中海与红海的苏伊士运河，全长127.5公里，开成于1869年；位于中美洲巴拿马共和国境内、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全长81.3公里，开成于1914年。这些世界知名的运河，无论是开凿的历史，还是规模和长度，都远远不能与中国的大运河相提并论。在大运河的开凿和修浚史上，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以卓越的聪明才智和巨大创造力，攻克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谱写了一曲改造自然、发展水运的壮丽乐章。
奔走于蜿蜒曲折的运河之上，我常常为运河的“九曲回肠”感到疑惑。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是由“奔流到海不复还”的千年流水塑造而成，但运河大多由人工开挖，开得曲曲折折，不但费财费时费力，而且还人为地拉长了运河的距离，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非但不是令人遗憾的败笔，而恰恰是独具匠心的绝妙之作。”一位运河史专家充满自豪地告诉我。
著名的“人工河曲”——“扬州三湾”，起自扬州市东北郊湾头镇，蜿蜒西南流到长江的瓜洲渡而止。尽管直线距离不足23公里，可这段河道却拐成个“S”形的大弯，把河道延长到30公里。这种弯曲的水道不但增加了航行的难度，而且延长了航行的时间。那么，古人为什么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呢?原来，古运河流经的扬州三湾地区，自从金正隆末年(116O年左右)黄河改道南侵泗、涡、颍，夺淮河下游入海后，黄河的多次溃决泛滥造成泥沙淤积，改变了这一带原来南高北低的地势，构成了北高南低的三级阶梯，致使短短20公里的河段，高低落差竟达15米左右。在如此落差悬殊的河段，如果开成直道，很难保证运河水面的平缓。运河的建设者们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经过不懈地探索和努力，终于找到了“截直道使之曲”的办法，即顺应地形地势故意开出一条弯曲的河道，通过增加直道的长度，从而达到降低河床坡度以调整水位落差的目的。这同在高山上修筑盘山公路以降低山势坡度是同样的道理。看似十分简单的方法，却解决了调整水位落差的一大难题，堪称是运河水利史上的一大创举。即使当今正在实施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也要采取修闸筑坝、分级送水的工程措施，借以解决地形差异的影响。
    在行船载舟的河道上，船闸是常见之物。翻阅典籍才知，原来船闸的发明与运河有着不解之缘。当年，为了调节水量，控制水位差，在运河上设置了大量堰埭。不过，一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却随之而起。由于堰埭过多，常常给航运造成不少困难(堰埭的高度一般仅稍高于水面，且呈人字坡面，小船过堰，须用人力牵挽；而大船过堰，则需用牛马来牵引)，有鉴于此，先人们在实践中又创造了一种比堰埭更先进、更有效地解决河道水位差的办法——建设“复闸”，即在需要建闸的地方，修建前后两闸，船行至时，闭后闸，开前闸，在两闸间或放水，或充水，以降低或提高水位，使闸中水位与前方河段趋于一致，然后打开前闸，让船只顺利通过。对于这种“复闸”，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道：“天圣中，监直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鉴始议为复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沈括是个态度严谨的科学家，他留下的文字极其珍贵，弥补了正史的许多缺漏和不足。可见，最迟在北宋天圣(1O23—1O32)年间，大运河上已出现“复闸”，从而扭转了船只过堰埭时“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罢(疲)于牵挽”(《宋史·河渠志》)的艰难局面，极大地提高了运河的航运效率。设置堰埭以调节水量、控制水位差，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重大创造，而用复闸代替堰坝，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进步。西方直到13世纪，才在荷兰最早出现了简单的船闸。
在大运河的开凿过程中，还有一个极大的“拦路虎”——水源不足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国古代水利科学家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非凡的才智和创造力。通惠河是元代大都(北京)至通州间开挖的一条重要运河，是南粮北运抵达大都的关键河段。应该说，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开凿这样一条不太长的运河是比较容易的，但如何解决通惠河的水源，并选择一条可以克服自然条件限制而取得丰富水源的路线，从而确保通惠河充分发挥航运效益，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本来，从北京城西奔流而下的永定河应该是理想的水源地，但是由于永定河泥沙含量大，水质浑浊(历史上曾称浑河)，大量的泥沙淤积极易引起河道淤塞，同时，桀骜不驯的永定河还时常洪水泛滥，是一条殊难控制的河道。金代所开金口河曾试图引永定北入潞河济运，却遭到失败。那么，能够济运的水源究竟在哪呢？
那天，我来到位于北京昌平东南的白浮村的神山泉遗址，追寻郭守敬当年在这里引泉水西行南下济运的足迹。沧海桑田，人物皆非，进入眼帘的，是泉枯水竭，一派荒芜。但我知道，600年前，此地当是百泉争涌、清流叮咚的鲜活景象。当踏破铁鞋、步履沉重的郭守敬走到这里，当他的目光与眼前的清泉相遇时，一定会火花迸射，泪飞如雨。济运的水源总算找到了，但是，在大都和昌平之间有沙河和清河两条河谷低地，对于引水到大都形成了两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郭守敬没有被难倒，他用一双慧眼选定了一条避开障碍的理想路线——从昌平东南白浮村的神山泉(海拔55米)起，开渠引水西行，然后大体沿5O米的等高线转西南而下，避开了沙河、清河的河谷低地，并在沿途拦截沙河、清河上源及西山东麓一亩泉、冷水泉等十余处泉水南行，再向东南注入瓮山泊(今昆明湖)。
水源问题的解决，为通惠河的航运畅通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引水工程的建设，充分显示了当时高超精密的科学技术水平，直到今天仍令人叹服。
    会通河的畅通，要感谢一位叫白英的老者。明洪武二十四年(1379年)，黄河在原武(今河南原阳境内)决口，携带大量泥沙而下的洪流迅速将会通河淤塞。为了打通这段水运瓶径，永乐九年(1411年)，正在为迁都北京做准备的明成祖朱棣下令疏浚会通河。但在疏浚中遇到了水浅难以行舟的难题。正当主持疏浚工程的工部尚书宋礼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叫白英的汶上老人雪中送炭，献上了一个“借水行舟”的计策：即在大汶河上筑坝一道(戴村坝)，逼迫汶水流向西南，注入地势最高的南旺湖，作为济运的主要水源，并在分水口南北建闸控制，使其四分南流，经由济宁注入徐州一带的运河；六分北流，注入会通河和御河（南运河）。同时，在相应的河段修闸以调节水位；在南旺分水口周围的湖泊洼地设置水柜，以蓄潴来水作为调节水源。工程实施后，一举破解了会通河的水源不足和穿越黄河的水位差问题，使会通河5OO多年来一直舟船无滞。这一绝妙的设计，堪称大运河建设史上的又一经典杰作，一介布衣白英老人也因此而名垂史册。
五
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不但支撑起王朝京师的繁盛（如前述开封、北京），而且打造出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使运河成为一条新的经济带和文化带。
奔走在大运河上，你会发现，大运河决不仅仅是一条流水载舟的河道，黄金商路，更是一条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的长河，是一条展示中华文明成果的长廊。
遥想当年，在川流不息的大运河上，既有漕运的官船，也有载人的客船，更有满载南北货物的商船和逐利运河的商人。帆樯如林，客商云集，货物山积，交易繁盛，进而促进了百业兴旺，由此形成了一条以运河商路为依托，以沿运城镇为载体的商贸经济带——运河岸边的一个个水运码头迅速完成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嬗变，一批工商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在运河之畔。自北而南，有通州、天津、沧州、临清、聊城、张秋、济宁、淮安、扬州、镇江、无锡、苏州、杭州……它们都是吮吸着大运河乳汁长大的城市。如果把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看成一条碧绿的长练，那么运河沿岸的城市就是镶嵌在这条长练上的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举山东临清为例。临清是明清时期运河沿岸的著名工商城市。明初大运河开通之前，临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三等小县。明永乐以后，经疏浚后的会通河畅通，临清才凭借着地处汶（即运河）、卫二水交汇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一跃成为“挽漕之咽喉，舟车水陆之冲”的重要工商重镇。民国《临清县志》第四册《经济志》曾这样描述临清商业繁荣的盛况：“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经数百之取精用宏，商业遂勃兴而不可遏。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可见当时商业之繁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临清城从原来的挽漕护仓重镇，发展成为沿运河地区的著名城市。城内街、市、巷、道逐渐形成，自明景泰元年(145O年)临清建城以来，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一百多年的时间，临清城两度扩建，城里形成内外两城，“砖城内有街十、市二，外城内有街十二、市十四，巷二十九，厂七、口六、湾二、铺一、道二，无名街巷尚无法统计”。而城市人口也从建城时的1万人左右，发展到鼎盛时期的近1O万人。但自运河辍运以后，情移势迁，商业衰落，城市萎缩，很快便“泯然众人矣”。
柔顺的运河之水，沟通了苏州市区内外的纵横河道，不但使苏州成为繁华的工商业都市，也把苏州的园林滋养得纤巧典雅。据记载，苏州园林极盛时有220多处，至今保存完好的尚有近百处，其中以沧浪亭、狮子园、拙政园、留园最为有名，号称四大名园，分别体现了宋、元、明、清四个历史时代的园林艺术特色。
在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运河文化的滋养下，运河两岸形成了人文荟萃的渊薮。《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这些文学名著都诞生在运河文化带上。尤其是《金瓶梅》，作为明代文坛上出现最早的世情小说和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生动细腻地讲述了运河城市的市井故事。故事的发生地清河、临清，是明代运河岸边繁华的商业城市，书中描写了大量有关清河、临清的社会风貌，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运河名城扬州，与经济和繁荣桴鼓相应，文学艺术也极一时之盛，特别是康乾之际，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打破传统束缚，遗貌取神，纵逸洒脱，刮起了一股清新独特的画风。
说起丰富多彩的运河两岸文化艺术，不能不提到北京的京剧、天津的杨柳青年画、河北吴桥的杂技、扬州的评话、苏州的昆剧和评弹、杭州的越剧，还有扬州的精美的木板刻印、玉雕、漆器工艺等，可谓五彩缤纷，美不胜收，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林中的珍宝。位于天津市西南、南运河畔的杨柳青古镇，不仅以杨柳依依、河清岸绿的美丽风景著称，更以它独具特色的年画享誉中外。杨柳青年画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感情丰富、热爱生活，“家家都会点染，户户全善丹青”的杨柳青人，运用象征性寓意和夸张的手法，采取木刻套印与手工彩绘相结合的艺术形式，以细巧的构图、强烈的色彩，将万般风光景物，跃然纸上，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年画。年画的内容多取吉祥富贵、欢乐平安之意，既有持久不变的大胖娃娃，也有窈窕淑女和脍炙人口的戏剧人物等等，寄托了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和生活情趣。
六
需要提及的是，为了向全世界全面展示京杭大运河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近年来，京杭大运河“申遗”行动风生水起，先是罗哲文等三位老专家联名致信于京杭大运河沿线十八个城市的市长，呼吁运河城市联手推进运河“申遗工程”；再到2005年“两会”期间58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从战略的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保护工作；再到2006年5月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全程考察大运河，以及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的召开和《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的问世；再到京杭大运河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社会各界对运河文化的广泛关注……形成了应有的声势和影响。
然而，我以为运河“申遗”还有长长的路要走，因为这条流淌着民族文化瑰宝的运河，如今已失去了昔日的风采。自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北徙夺大清河入海后，京杭运河受其严重干扰，南北航运随之中断，加上国力衰竭，无力整治，运河日趋衰败。到l 9世纪末叶，由于铁路、海运的兴起及其他原因，这条久负盛名的大运河始终未能全面复兴，而且真实性、完整性正在遭到破坏，历史文化、文物遗迹和自然风光等正在退化乃至消失。经历了百余年的风雨沧桑，大运河济宁以南河段尚能载舟行船，仍在努力地为千年前那句“至今千里赖通波”的诗句做着注脚；但济宁以北尤其是黄河以北河段或干涸或废弃，支离破碎，河不像河，堤不像堤。如果你行走在穿行于冀鲁边界的卫运河上，河中流淌的酱油状的污水浊流，会让你掩鼻遮面，赶紧逃离；如果你行走在德州至天津的南运河上，干涸的河床和残破的堤防，会让你升起无限地感伤：这哪里还是当年波浪翻滚、舳舻相接的运河？分明是一条破败的排水沟！污水横流的运河，没有了浆声灯影、汽笛声声的运河，还是真正的运河吗？
还有一点不容回避，就是京杭大运河“申遗”的准备工作还任重道远——运河的历史文化“家底”还未摸清，尚未制订出“整体保护与开发规划”，“保护范围、保护标志、保护档案以及保护的专门机构”都还未到位，抢救性的保护工作还没有全面启动……
　　但不管怎么说，运河“申遗”是件大好事，抛开“申遗”的结果不论，就是“申遗”的过程本身，对运河的保护和运河文化的弘扬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在“申遗”过程中，运河可以得到抢救性地保护，运河的璀璨的历史文化可以得到挖掘、整理和传承，运河地区的经济将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令人欣慰的是，正在开工建设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主要借助于京杭大运河故道作为输水线，随着源源不断的长江水滚滚北上，古老的大运河将重新焕发出青春和活力。我们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成稿于2007年12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