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梦想——环境学家曲格平大家 CCTV.com

绿色梦想——环境学家曲格平

开场白：
在我们采访过的许多大家当中，曲格平先生是非常特殊的一位，这位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是带着不安来到演播室的。他说我的一生并不成功，我们过去的路很难，但未来的路会更加艰难。

解说:78岁的曲格平先生，每天早晨都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从顺义的家中赶往市中心的办公室。现任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的他，目前手头最紧迫的一件事，就是带领手下的写作班子，为1978年以来的中国环境保护写一部书，题目暂定为“中国环境保护30年”。作为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曲格平一直被外界誉为是“一部活着的中国环保史”。联合国环境大奖、“金方舟”大奖、“蓝色星球奖”、这些国际公认的环保界最高奖项，都曾经颁给过他。但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戴在曲格平头上的一个个光环，却也成为他心头的一个个负担。

访谈：
曲格平：每次我得奖之后，我都是感觉得都给我增加一次压力，心情使得我感到更加沉重。
主持人：为什么呢？
曲格平：因为中国的问题太严重了，不搞这项工作的人不大清楚，搞这项工作，到处都看，到处都是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陪总理出去到一些地方去，我就在那儿看，我说我们烟囱的问题还是，他们都没看见。总理说，哎哟，你这是职业病啊，我们都没看见，你这么远你都看见了。
主持人：看见了烟囱？
曲格平：我说是，我做了这个将近四十年了，压力始终是感觉到特别沉重。人家说我是一个成功者，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成功者。当然完全说是一个失败者，也不完全失败，至少我们还认识了一些问题了。但是绝对谈不上成功。因为我们的问题太多、太大。

解说: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最早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浪潮正席卷着西方许多国家，而推动这次浪潮的是一批环境保护论著的发表。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发表了传世之作《寂静的春天》，对生态环境首先做出了反思。正是这声对环境保护的呐喊，惊醒了整个世界。196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 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大法；1968年英国修订了<<清洁大气法>>；日本也在1971年设立了环卫厅，主抓公害污染治理。
当时国际上采取的一系列环保行动，引起了中国一位高层领导人的警觉，他就是周恩来。

访谈：
曲格平：从1970年到1974年，1974年的一部分时间，很少，大概三年多，我搜集起来，总理讲环境问题大概有31次之多。
主持人：这是公开的正式的讲话。
曲格平：这是有记录可查的。他当时，就在他讲环境问题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干部，就在国家领导层来讲，能够认识这个问题的都屈指可数，没有几个人。
主持人：那个时候周总理为什么能够那么早地就意识这个问题？
曲格平：因为他当时主要来讲是从国际上这个发展得来的，他说你们得重视这件事。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帮助他考虑全国的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

解说:曲格平所说的这个小组名叫“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是文革期间，在国家计委、经委被冲垮的情况下，周恩来成立的一个临时性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组织实施周总理对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些考虑。小组由16个人组成， 1969年曲格平由燃化部调到这里工作。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自己被安排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保护。

访谈：
曲格平：我们那个小组的负责人是李先念同志，他在讲，他说总理可是谈了好几次了环境问题，我们谁都不能回答，他说不行啊，他说咱们得要找个人出来管管这件事。我们当时有十六个人，就这么推来推去，推到最后推到我这儿。为什么？我来自燃料化学工业部，把煤炭、石油、化工三个部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部，所以污染都在这个部。
主持人：都是你们造成的。
曲格平：所以他管可能比较合适，我当时也不懂，反正跟我说你管。我因为手里还有些别的事情。
主持人：当时您并不知道污染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曲格平：不知道。
主持人：没想过？
曲格平：没有。因为大家当时的理解认为这个是一个环境卫生问题，简单说是打扫卫生、扫马路，都是这么个认识。

解说:
就这样，由于工作的需要曲格平开始借助于各种国外资料专研环保知识。但那时的他认为，或许中国的情况并不像国外那么严重。然而随着对国内一些城市调查的深入，他的认识发生了转变。

访谈：
曲格平：调查之后我的认识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说这个环境问题好像不是个别现象，按照研究所提供的这些资料，我跟中国来对照，差不多所有都能对上号。
主持人：所有的现象。
曲格平：所有现象在中国没有找不到的。
主持人：严重程度呢？有没有达到西方(水平) 。
曲格平：严重程度很严重，我记得其中一个比较打动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一次，是我看到了国外的食品污染，食品污染有农药，农药残留过多，用一些添加剂，像甜味剂，使它酥一点，使它香一点，使它脆一点，加化学添加剂，往里添。当时我这个事情我做过一个调查，卫生部当时虽然都在闹革命，一说国务院在抓这个事，他们也是很配合的，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我们一起做过一些调查，就是做北京的调查，调查之后我们写过一个报告，情况相当严重。
主持人：情况相当严重。
曲格平：那时候用一些食品添加剂，好多都是国外禁止的一些有剧毒的一些添加剂，我们国内还在用。当时有一个禁止的一种染料，红颜色的，我们还在用，而且很贵，一般点心加不进去，因为它太贵了。
曲格平：汇报的时候我记得，我说在座的诸位领导同志可能都能享受到这个染料，因为比较高级的点心才加这个东西。
主持人：您这招还很管用，大家一听这个，跟自身就密切相关了。
曲格平：是。

解说:除了对食品添加剂的调查之外，上世纪70年代初曲格平还对大连湾、渤海湾等水源污染事故进行过大量调查。就在中国的环保工作还停留在调查阶段的时候，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联合起来，关爱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在周恩来总理的极力推动下，中国派团参加了此次会议。这也是中国政府在世界环保领域的第一次亮相。

访谈：
曲格平：总理走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要学习一些人家这方面的保护环境的经验，要用到中国。但是我们那次会议，几乎也没就环境问题说过什么太多的话。
主持人：特别是对自身的环境问题。
曲格平：因为当时国际上，中国那时候闭关自守，我们的很多情况别人不知道。
主持人：国际也不知道我们的环境问题。
曲格平：不仅不知道，而且还在那儿表扬我们，说世界上最好的保护环境的就是中国。主持人：他们认为模范的原因是什么？
曲格平：他们说中国，因为我们不承认有环境问题，我们宣传都是我们的环境好。另外我们产生的废物，我们都把它作为资源综合利用了。废物在中国来讲，好像没有废物。
主持人：但事实上我们当时做到了吗？
曲格平：当时来讲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生活垃圾，那时候我们生活垃圾收集、处理做得比较好，外国人来了以后都是一致称赞的。说全世界真正按照循环，物质循环的只有一个中国。当时来讲确实是很值得我们感到骄傲的一点。
主持人：但这也是当时我们只是做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
曲格平：当时在好的来讲也真的是，从现在来回忆是个别的，不好的是普遍的。但是我们反正把这个好的些讲了，所以外国人不大了解中国的情况，还在一个劲地表扬我们。

解说:尽管当时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环保情况大加赞赏，但是对于已经在国内进行过深入调查的曲格平来说，心里却充满着不安。特别是在会议上国外专家提到的一些诸如酸雨之类的专业术语时，更是让中国代表团一头雾水。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在向周恩来的汇报中，曲格平说了两句话：城市环境的污染问题，中国不比国外轻；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中国远在国外之上。

访谈：
主持人：这是当时给总理汇报的。
曲格平：这个结论总理是听进去了，而且他认为，他说这个问题我原先都给你们提醒，你们老觉着不要紧，慢慢来，他说现在来讲问题还是出来了吧。他这时候才知道，他原先讲的还是讲一些，我们要预防这些问题，现在讲中国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解说:
1973年8月周恩来采纳代表团的建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大会，从此拉开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序幕。会议期间曲格平还组织将以往整理过的环境污染材料印发成16期简报。正是通过这些对水污染、大气污染介绍的简报，把国内环境问题的严重性通报了全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召开全国性的环保会议，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访谈：
主持人：其实您刚才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不管对于周总理来讲，还是对您来讲，可能有一个词特别像，在那几年的状态，就像是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其他所有人都没有认识到，但是要去说服别人，带动别人。
曲格平：是。而且我当时年轻，我对总理有一些崇拜，我就讲他讲的话没错，他要认准这个问题有这么大，虽然大家现在还不认识，肯定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有这个心理。
主持人：实际上是他给您的人生，相当于点亮了一盏灯，指明了一条路。
曲格平：因为以后还有一些工作，一些变动的机会，而且正式地跟我谈过要动一动，我都不动。
主持人：不动的原因呢？
曲格平：我就说我就做环保。
主持人：那时候是因为爱上了这个行业，还是只是因为对总理有承诺？
曲格平：因为总理交代这个事之后，我一直在做，做出感情来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离开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