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恐龙同行——古生物学家董枝明
禄丰，位于中国云南省中部的一座小县城，放眼望去，这里到处是连绵的红色山丘，就在这些山丘的岩层中埋藏着不可计数的恐龙化石，证明上亿年前这里曾存在过繁盛的恐龙王朝。来自北京的古生物学家董枝明多年来一直在当地指导人们发掘和整理这些化石。（现场同期）董枝明每年大部分的时间独自住在这片神奇的山里，附近没有人居住，这里的电线是他自己架起来的，房子也是他自己盖的，他每天的生活就是与这些远古时代的化石为伴。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董枝明会放弃北京的舒适生活，来到这里，他到底在寻找什么呢？ 主持人：按照大家理解的正常的一个人生来讲，您这样其实是挺不正常的，这么大年纪了，还在野外工作。董枝明：所以有人跟我说，注意点，别总出去出什么风头，我倒不是出风头，因为我一旦找到恐龙，我这一晚上睡觉都睡得很舒服。很多人觉得野外工作很辛苦、很寂寞，我始终没这个感觉。所以，我很愿意去野外。 
世界上第一块恐龙化石于1822年在宁静的英格兰乡村被人发现，这块奇异的化石看起来不属于任何人类已知的生物。现在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当时它曾带来的震撼，与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相比，整个恐龙王朝长达1亿6千万年，在遥远的时空隧道中，恐龙曾进化成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奇特外形，它们曾在这颗蓝色星球上觅食、争斗、繁衍，并成为陆地上的霸主。在19世纪，恐龙热席卷了整个西方，一些重要的恐龙化石点被发掘，但是在古生物学家的版图上，还有一块重要的空白。到上世纪初，许多古生物学家怀着热诚的探险精神来到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一些珍贵的化石标本曾这样散落异国。1962年，25岁的董枝明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被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教授选中，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开始了古生物化石研究。 董枝明:当时我毕业的时候，我一看，因为别人都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反而对这个很感兴趣。主持人：您指对什么不感兴趣？董枝明：我当时，因为对脊椎动物，特别对恐龙这个，我们很多同学，好像觉得太沉重了，我还是很喜欢，我就选择它了。我为什么今天能有今天，做这样的一点工作，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什么呢，中国的恐龙是非常丰富的，中国产恐龙的地层是非常完整的。主持人：但当时你们…董枝明：当时不知道，当时只是凭兴趣。 
中国的恐龙化石研究一直由外国学者主持的局面在1938年被改变，这一年，杨钟健教授在云南禄丰发掘并装架复原了出一具早期的恐龙化石，之后，在山东、四川、内蒙古等地陆续有恐龙化石出土。但是，这些神秘的化石究竟分布都中国的哪些地区？又能为人们带来怎样的史前信息？这些都仍是未解之谜。在整个地球演化史中，地表不断地变迁，造就了不同时期的地层，恐龙生存的时代被称为中生代，面对博大的中国版图，古生物学家们把目光对准了一些拥有裸露的中生代地层的区域。1963年，董枝明跟随前辈远赴新疆，在准噶尔盆地和吐鲁番盆地开始了古生物考察计划。这里干燥的气候为化石提供了绝佳的保护，但是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无比的艰难。 董枝明：我们过去是很难的，背一个包，一天拿两个馒头，一个鸡蛋，这是最好的。一条恐龙骨头几百斤，上百斤，杨钟健那个时代，是用毛驴驮，我们坐卡车，有个女同志，因为颠簸，孩子都掉了。当然有人说是很辛苦，有人甚至就不干了。我们中途有很多人改行了也有，但是，对我来说，我不大在乎这个。我有个好处，什么都吃，只要是别人敢吃的我都敢吃，别人敢睡的我都敢睡，这点是比较好的。主持人：从来不觉得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是种艰苦。董枝明：不觉得，我现在还带着研究生。我就和他讲，我会把一些东西告诉你，你也去体验这种乐趣，不要把它看成负担就好办。 准噶尔盆地地势犹如迷宫,条件艰苦，却因为散布着古生物化石，成为他们的天堂，他们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长时间趴在化石层上，每小时只能向前发掘几厘米，而这项工作持续了三年，在这次考察中，他们不仅收获了大量的化石，也总结出准噶尔盆地的地层特点，复原了这里的古环境。上世纪70年代中期，董枝明第一次来到云南禄丰，这里红色的沉积岩层使他充满期待，可是，当时，人们对于寻找恐龙化石的行为根本不能理解。 董枝明：比如我第一次去到禄丰挖恐龙，一个老乡躺在地下不让我挖，他说你不能挖，你们北方蛮子来把我们的地气都破坏了。我们这儿出龙，是出皇上的地方，有龙气。主持人：他把恐龙当成龙王了。董枝明：因为我们很长时间在我们民间，脊椎动物化石就叫龙骨，它就说龙要升天，天门关了，一下子掉下来摔死了，就变成龙骨了。 
在董枝明耐心地为当地老乡做了一次恐龙科普之后，人们对他的工作渐渐改变了态度，甚至热心地提供了许多线索。这次云南之行对于董枝明来说只是个开始，在之后的几十年中，禄丰简直成了他第二故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1979年，董枝明来到四川自贡，三年前，他曾经在这里采集到一具恐龙化石。出发之前，他没有想到这次考察会带来惊人的发现，一座庞大的恐龙坟场正在这里安静地等待着他们。 董枝明：我七十年代初，前后有十年的时间，都在四川盆地。所以，我把四川盆地周围的那些，大概跑了几十个县。到了1979年，我又领了一个队伍，我们去选点，我记得很清楚，12月17号，我们到了那个现场。我一看，到了现场以后，就刨红薯一样，遍地都是化石。因为这个点，被川西南矿区征掉了，作为一个停车场，整个山包推掉了。主持人：正在修。推掉了。董枝明：这个时候我就决定留下来。十多几天我们就挖了七八吨化石。 面对如此巨大的宝藏，董枝明感到，如果不能够把它保存下来，将会是历史的遗憾，于是他开始发动各种力量，争取支持，从川西南矿区手中把这块土地拿了回来。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１年，董枝明等人在四川自贡整理的化石超过四十吨，标本数量多达上万件，这些壮观的化石包含了众多的古生物家族，其中有当时中国发现的一只体型最大的恐龙。天府峨嵋龙，这是一种体型庞大的植食性恐龙，它四肢粗壮，颈部很长，可以轻易够到高大乔木的叶子。他们还发现了年代最早的剑龙，在它的背部有一排巨大的骨质板，这可以帮助它防御掠食者的攻击。这些数目庞大的化石填补了恐龙演化时上一些重要的空白点，也使中国这片山河大地在世界古生物学界上成为了最令人瞩目的地方，而恐龙这个名词在人们心中也渐渐不再陌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恐龙热来到中国。1981年，董枝明远赴日本，带着中国的恐龙化石第一次出国展览，这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更让人意象不到的是，当时的日本天皇也在夜晚时悄悄来到展览会场，他们的工作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而不久之后，另一件更重大的行动也即将由董枝明开启。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国的古生物学者都在试图通过国际合作，把全世界的恐龙化石点联系起来，从而研究恐龙的分布规律，迁徙路线。就这样，在１９８６年，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恐龙探险——中国加拿大联合恐龙考察计划开启，董枝明是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在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０年的夏季，中加两国的数十位古生物学者在中国的西北部地区进行采集工作。他们深入到许多地图上尚且没有标识的地区，随着他们逐渐深入戈壁，好像也在逐渐深入远古时空，而这次行动使他们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队人马曾在蒙古戈壁上展开考察，古生物学家安德鲁斯在这里发掘了世界上第一枚恐龙蛋，因为这个地区原角龙的化石很多，他推测这枚蛋应该属于原角龙，但是当时，他在蛋旁还发现了一具并非圆角龙的恐龙骨架，于是顺理成章的，他认为这只恐龙一定是在偷蛋，于是他们将其命名为窃蛋龙。 董枝明：甚至有人根据它还提出理论，恐龙为什么绝灭了，就是因为蛋都被偷吃了。不仅是它偷吃，不仅仅是恐龙偷吃蛋，一些哺乳动物，好像当时那些哺乳动物，像老鼠那么大，可能也在吃蛋。曲向东：还猜测过恐龙灭绝是因为蛋被偷吃了？董枝明：蛋被吃了，蛋孵不出来，一直到了九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我们中加恐龙考察的时候，我们在内蒙古的巴音满都呼找到这么一个东西，也是一个骨架，不完整的骨架，躺在四个蛋上面。 
董枝明把这枚珍贵的化石带回北京交给专业人员进行了细致地修复，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安德鲁斯那个著名的推断开始变得疑点重重。 董枝明：我们就看出来了，这个不对。因为这窝东西，我们是1990年把它修完了，我们看出来，这个不对。就做了这个蛋的切片，一看这个东西不是原角龙的，不是吃草类的动物的蛋。主持人：能看出来吗？董枝明：蛋皮切开，各种恐龙蛋的构造不同的。 这样看来，这些恐龙蛋很有可能属于窃蛋龙，人们是否使窃蛋龙蒙受了不白之冤？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上世纪90年代，学界已经证实，恐龙不仅可能是温血动物，并且也有可能会保持恒定的体温，这为董枝明的一个大胆猜测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董枝明：我们看到以后，根据这个猜想，可能是孵蛋。是自己在孵自己的蛋，所以，我在1994年，我在日本做报告，就提出这个事。到了1996年，就是美国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在蒙古，就找到了窃蛋龙，他们不但找到了窃蛋龙的骨架，在窃蛋龙的蛋里面还有个胚胎，一个小的胚胎。这个胚胎就是窃蛋龙。主持人：就更证明了那就是自己的孩子？董枝明：所以，他们就说这是一次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