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 人文 人本

在电视栏目中，一个20年的栏目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长寿老人，虽然2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在今天电视节目竞争如此激烈，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迅速崛起并大范围普及的传播环境下，电视节目自我淘汰，频繁变脸，以至最后面目全非的情况屡见不鲜。从这个角度上看，已经开办了20年的中央电视台《人口》栏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例。
作为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与中央电视台合办的节目，《人口》栏目在“以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与社会、家庭、自然和谐健康发展为主题”的同时，必然担负着宣传国家的人口政策、普及与生命、健康相关的科学知识的任务。如何把政策宣传、知识普及与信息传播三种功能协调统一，并以观众易于、宜于、乐于接受的方式加以传播，就成为《人口》栏目20年来不断实践与探索的主要内容。

一、人口学?伦理学?医学
三种学科背景的相互支撑
电视节目生存的首要因素在于对自身的基因，特别是良性基因的培育、发展和强化，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进行移植、改造与更新，使自己变得更加健康而富有生命力。《人口》栏目的基因是什么？在对其节目进行具体考察之后可以看出，它是三类电视栏目的结合体，也是三个学科背景的结合体。
第一个学科背景是人口学。《人口》栏目将自己定位为“人口、家庭与健康”，其中首先是人口。这一定位，使其与中央电视台《人与社会》栏目明显区别开来——对于节目中人，不是做一种大社会、全景式的展示，而更多地强调社会中的“人口”。这同时也决定了，它是一个以人口学为学术背景，以人口学所依托，社会学为学科支撑的栏目，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与人口学相关的专业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问题。通过这个栏目，观众了解到人口学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这些知识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却并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因此，恰当地处理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知识传播中专业性和普及性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必要。
人口问题的对象是人，在电视节目中则集中表现为对于人和人生的关注与展示，而这种关注与展示，既要表现出人和人生的多样与丰富，也要表现出其中的复杂与坎坷。把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生的丰富性与坎坷性展示出来，自然成为这个栏目的一种内涵上的追求。
与人及人口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人性。在《人口》栏目播出的很多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此外，还应该看到它阴暗、扭曲的一面，并揭示出造成这种阴暗与扭曲的原因。
与人及人口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本，其中既包括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包括对人的生命的敬畏，二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节目中那些因出生缺陷导致残疾的儿童、那些痛苦、无奈的父母和他们的故事，也是在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提倡优生优育的必要。
第二个学科背景是伦理学，而伦理学的学科背景是哲学。与人口、家庭相关的问题之一首先是人伦，其中既包括人伦的规范，也包括人伦的缺失，这就决定了《人口》栏目的内容不仅有讴歌式的,即对符合伦理规范行为的肯定，也要有监督式的，即对有违伦理规范行为的批评。
此外，伦理问题既包括人的伦理、家庭伦理，也包括更大范围内的社会伦理问题，这使《人口》栏目应该肩负起与人口、家庭、社会相关的伦理知识的传播和伦理规范乃至社会文化的传承的媒体责任。而传承包括伦理规范在内的社会文化，是大众传播媒体重要功能之一，“这个功能就是将信息、价值观和规范一代一代地在社会成员中传递下去。通过这种方式，传承文化的功能使社会在扩展共同经验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凝聚起来。”①这一定位，使其与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栏目明显区别开来——基于人口问题的伦理学知识传播和涉及伦理问题的人口学视角。
第三个学科背景是医学科学。既然《人口》栏目将自己定位于“揭示生命奥秘、传递生命科学，探寻中国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档专题栏目”②，有关生命与健康知识的传播必然会涉及医学科学的内容，而健康知识既包括与人相关的生命科学知识，也包括健康知识和医药知识等等。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健康知识传播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非常重要的学科分支。《人口》栏目应该把健康知识传播作为一个重要的支点，而这种知识传播与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寓知识性于政策性、社会性与人文性之中，后者直接为观众提供健康咨询及医疗服务，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更具专业性和服务性。
无论是否意识到，《人口》栏目开办20年来，一直是在人口学、伦理学和医学三个不同学科相互支撑的背景下探索着一种适合自己栏目定位的结合点，这种结合既是其以往的生存之路，也应该是其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取向。把握好这个结合点，就能把这种肩负着政策宣传任务的信息传播，这个以人口、家庭、健康为主要节目内容，兼有环境监测、信息传播与文化传承功能的电视社教类专题节目自身的特点突出出来。

二、故事化表达?视听化传播
表现手法与媒体特性的恰当结合
《人口》栏目发展至今，不仅倚靠三个学科的相互支撑，或曰三类相关知识的交叉与结合，而且还融入了两种表现方式，一是故事化表达，二是视听化传播，力图使《人口》栏目成为老百姓爱看且有用的栏目。
美国著名记者富兰克林对新闻“故事化”的解释是：“采用对话、描写、场景设置等，细致入微地展现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凸现事件中隐含的能够让人产生兴奋感，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在电视传播中，将事实“故事化”，将故事“情节化”，将情节“戏剧化”，将结构“悬念化”等等手法已被广泛采用，以激发人们的收视兴趣，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产生情感共鸣。
随着“故事化”手法的广泛使用，特别是随着电视节目的白热化竞争以及“收视率”指挥棒下电视栏目存废标准的普遍异化，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人口》栏目及其他类似电视栏目面前：如何在故事化表达中避免煽情，在视听化传播中避免猎奇？如何追求一种普遍的社会需求与普世的价值追求的适度平衡与恰当结合？这里所说的普遍的社会需求，既包括我们对于相关的知识的需求，也包括对于相关信息的需求。《人口》栏目在对此种需求的尺度把握和角度选择方面尚有进一步的改进余地。
1尺度的把握。节目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对“人定胜天”和“人是否可以改变所有命运”之间的恰当处理。不少节目突出了人不屈从于命运，但实际上，人又不能完全改变命运，对这一点的把握上，需要找一个更加科学的平衡点。否则的话，明知有无法治愈的遗传性疾病非要生孩子，或明知胎儿有严重残疾非要生下来，这种做法对吗？好吗？媒体应该对此予以专门报道和正面肯定吗？媒体在传播中，不能只尊重生命，不尊重科学。应该把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和医学伦理结合起来，诸多伦理的把握与平衡，应该是《人口》栏目所具有的特色之一。
二是人是否可以战胜所有疾病？结论是不可能。这牵涉到一个现实的存在：医学科学发展的阶段性和医学科学自身的有限性。因为是科学，所以如此。在电视节目中，一方面应尊重人，尊重生命，尊重不同个体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也应不违背医学规律，不浪费医疗资源，因为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医学资源、特别是医疗资源都是有限的。作为大众传播媒体，“说什么”和“如何说”，始终是应该慎重对待、准确把握的问题。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伦理，使电视工作者不能仅仅考虑如何吸引受众的眼球，以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应充分考虑到电视传播所特有的形象性和直观性，在视听素材的取舍和表现上，不过多展示残疾的肢体，不以猎奇的方式表现不健康、不科学的做法或习俗，不刻意渲染痛苦、赚取观众廉价的同情等等，恪守电视工作者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
 此外，新闻媒体在“媒介事件”中的公共关系行为，不应影响或改变新闻事件的过程或结果。例如，在表现社会各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时，既让观众感受到人间自有真情在，又不能由于媒体或公众的介入或媒体报道本身延误抢救时机，干扰事件进程，甚至影响事件结果。如何将媒体新闻传播的功能与公关传播的手段合理、和谐地统一起来，这一“度”的把握也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如果能将与人口、家庭、健康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与公众普遍的社会需求、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恰当结合，应该是电视节目和电视栏目追求的更高境界。
 2角度的变换。在《人口》栏目播出的节目中，大量节目是正面的或“反面文章正面做”，但实际上，在我国的人口问题上，存在许多现实的困惑与问题需要披露和监督。在施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中国人口的高速增长，不仅与当时的有关人口问题的指导思想和人口政策有关，也与这一问题上的传统观念、公众人口健康知识的匮乏，以及人口健康与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有很大关系。即使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施行近30年后的今天，这方面的问题仍普遍存在。因此，无论是《人口》，还是其他电视栏目，除了正面报道之外，是否应有更多的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监督，以使栏目所展示的内容，真正呈现和还原现实社会的丰富性，而不是将它窄化或模式化。
《理解电视》的作者大卫?麦克奎恩在分析电视与符号的关系时认为：“由于使用了综合复杂的行为准则和社会习俗的符号，电视能够创造视觉和习俗上的意义。”“用于电视上的符号和代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意味着，电视是一种具有高度多义性的（polysemic）媒介,或者说它是对各种阅读与解释开放的。所以，要运用种种手段来固定（anchor）意义。固定的方法试图控制并突出这些被使用的符号的潜在意义——创造出一个与别的解读不同的特殊的解读，并把这个解读清楚地发布给受众。”③
如何在电视节目制作过程中，运用多种视听手段，将电视节目制作成既清晰地传达制作者诉求，又可以让受众得出更丰富的解释的相对开放的文本，就成为摆在包括《人口》栏目在内的所有电视新闻工作者面前的难题。
注释：
①［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Werner JSeverin JsmesWTankard,Jr）：《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页。
②中央电视台《人口》栏目介绍，资料来源：http://spacetvcctvcom/podcast/rk。
③大卫?麦克奎恩著，苗棣、赵长军、李黎丹译：《理解电视——电视节目类型的概念与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