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科学的春天

解说：
    吴文俊，数学家，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就在拓扑学领域做出了世界性成果，1978年之后他又在国内开创“数学机械化”研究，创立了机器证明定理的方法，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方法”。
闵恩泽，石油化工专家，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他是我国炼油催化研究的奠基人、1978年之后他率先开展新催化材料和新反应工程的研究，成为我国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和绿色化学的开拓者。
孙家栋，航天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我国绕月探测工程——“嫦娥工程”的总设计师。
三十年前，他们作为科学家代表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正是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解说：
对于人类历史来说，1978年3月18日，这只不过是历史年轮中普通的一天。但是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一天因为一次会议的召开而注定成为它辉煌史卷中闪亮的一页。
这一天，来自全国各领域的6000多位科学家齐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这是文革结束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正是这次会议，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邓小平讲话同期：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跟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必须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解说：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让台下的科学家们激动不已，掌声经久不息。因为他们为了这一天期盼了太久。

访谈：
吴文俊：邓小平复出以后，他自己要抓科学教育。他自己抓科学教育，他就召开这样子一个会议，这关系重大，这一次会我说是翻天覆地的。把中国从这个危亡的边缘上面挽救过来，这是关键性的。

解说：
其实，这是吴文俊第二次见到邓小平。在大会召开之前，1977年8月4日，复出不到20天的邓小平就召集了三十多位科学家举行了一次内部的座谈会。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被迫停止工作十多年的科学家们大胆地为国家的科教事业献计献策。当时出席会议的数学家只有两位，58岁的吴文俊就是其中之一。

访谈：
吴文俊：我记得这提意见的人很多了。就讲这个，一个是当时是人才外流啊，人才，人才外流，怎么样子使得人才不外流。还有一个呢，大家提出来学校给恢复，这个是关系重大，关于人才培养的问题。人才断档是很危险的，这个可以说永世不得翻身，我说。在会上面决定这个大学照常开学，那么而且不是以阶级为标准的，这都是在会上面大家提的意见，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脱帽了，这个臭老九的帽子脱下来，这是不成问题的。

解说：
会议一共进行了五天，正是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八个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
在六千多位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中，最年轻的22岁，最年长的90岁。他们中许多人历经劫难，相隔多年之后，在会上相逢，百感交集。
参加大会时54岁的闵恩泽是石油化工研究院的总工程师，那时他刚刚结束在湖南进行的钼镍磷加氢催化剂的技术攻关，在大会上闵恩泽主持的六项技术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为了我们的采访闵恩泽还特地找到《邓小平文选》，将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温习了一遍。

访谈：
闵恩泽： 那么当时自己最感兴趣的，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的，第一呢就是他讲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四人帮在的时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所以这个听了之后，确实是认为是最关键的。第二个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你不敢去图书馆，不敢，因为到图书馆看书，有人就会说你是走白专道路。另外当时确实是我们天天晚上，我们这个楼也是灯火通明，但是都在搞政治运动。所以当时就讲了，要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做科研。

解说：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参加大会时49岁，他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参加大会前他主持设计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刚刚发射成功。

访谈：
孙家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到1978年，仅仅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小平同志就能非常高瞻远瞩，提纲挈领抓住这个重点问题。所以他就非常清楚地提出来，要非常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知识分子。所以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解说：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些我们响亮地念了三十年的口号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犹如一声声惊雷震撼着这个民族的每一根神经，科技这个关系到民族大业的命题第一次在这个古老的民族里得到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

“科学的春天”同期声

在大会闭幕式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用诗人般的激情发表的讲话《科学的春天》成为科学家们对三十年前召开的这次大会的最生动的记忆。

片花

解说：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社会上掀起了一阵科学报国的热潮。一批科学家的名字迅速被人们熟悉起来：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蒋筑英，在煤油灯下攻克世界难题的陈景润、两弹元勋邓稼先等等。尤其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之后，更是在那个科学的春天里激起了强烈的凡响。
不过，对于科学家们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冷静地看到了当时国家科技发展与国外的差距。

访谈：
闵恩泽：就感觉到我们跟国外是一代的差距，催化剂差了一代。所以当时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最快地，尽快地迎头赶上他们。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石油工业部里面发言我当时就讲过雄关漫道正如天，而今迈步从头越。就是说确实现在一个新的、好多问题要我们去解决，要大家来努力。

解说：
虽然1960年大庆油田的开发使我国脱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但是由于文革，我国石油炼制技术发展得十分缓慢。而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物资，石油工业的地位不言而喻。
就在闵恩泽将我国的炼油催化技术不断提高的同时，一直从事拓扑学研究的数学家吴文俊则开始了一个全新领域的探索。

访谈：
吴文俊：中国古代数学内容完全不是大家所想象的，从此我的工作就跟中国古代数学结合起来一直到现在，我是觉得非常了不起。我说中国古代数学，我简单地讲，就是计算机的数学，就适合于利用计算机的，没有计算机时代的计算机数学。直接可以把它变成程序，放到机器里面去帮你算。

解说：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吴文俊一直想看但没看完的一套书，因为后四卷他没能买到而无法了却心中的夙愿。今天我们特地为吴老送来了这套书。
文革期间，吴文俊正是从中国古代数学史的书籍中，发现了自己从未意识到的中国古代数学的巨大价值，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他马上开创了 “数学机械化”的研究，这也是近代数学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原创的研究领域。
吴文俊坚信，将中国古代数学的方法运用到计算机，必将大大地推进世界数学的发展。

解说：
在航天领域，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孙家栋又主持了我国第一颗试验通讯卫星、“东方红三号”通讯广播卫星、“风云二号”气象卫星、“资源二号”地球资源卫星等一系列应用卫星的设计和发射，他也因此被称为我国人造地球卫星之父。

解说：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我国陆续实施的一系列科技发展计划，如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使我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科学热”逐渐被“下海经商热”取代，此时许多科技工作者已经不愿坐在实验室里安静地做研究，国家的科技发展开始面临新的困难和考验。

访谈：
孙家栋：从八十年代开始，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快，外资很快引进的很多，当然这样的话一些生产经济部门，它自己的经济发展肯定比你这个要等到国家投资我来办事情这样的单位，它自己经济发展稍微会比较快。所以这样的话社会上好像有一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像我们航天事业这样的发展，它都大部分是完全要依靠国家资金支撑。所以80年代，90年代初期这个社会上经济发展就有一些不平衡。有一些好像非常重要的部门，国家资金投入不上，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人待遇呢，远远比其它方面的还要低。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部分，尤其是年轻的同志，工作大家不稳定，航天当时也很不稳定。虽然这个事业大家非常热爱，但是有的时候感觉和社会上的待遇太不平衡了，有些同志他思想上就不太稳定。所以当年那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当然这是说笑话了，但是确实呢这个对比是形象的。

解说：

正当科技界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变得日益浮躁彷徨的时候，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真正变成了国家发展战略。而随着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实力的提升，科研工作面临的经费不足等困难逐步得到解决，科技实力开始迅速提高。

访谈：
孙家栋：一切的事情科学发展各个领域，它是互相影响的。它的发展要带动经济，经济的发展回头来要推动它，1978年以后到现在30年，我国火箭连续发射卫星整100次。今年都100多次了。这次汶川大地震以后，就是我们的部队，第一批进去部队就是用我们国家自己导航卫星，及时到了现场以后，因为现场这个映秀镇，这个汶川地面的通讯都已经不通了，那么这些信息呢，通过卫星很快的就可以传递到，报告到上级领导上来，给高级领导做最后的工作安排提供了很好的数据。

解说：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使中国的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在航天科技领域，继载人航天工程之后，2004年，我国又开始实施绕月探测工程，孙家栋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2007年10月24日，承载着中国人光荣和梦想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发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