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虻

    《我们身边的三十个细节》的文字即将结集出版，昨晚我受命给这本书写后记。感佩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工作者对普通百姓的关注，我特地用了很长的段落，向当年《生活空间》那些默默无闻的记录者表达了敬意，没有他们那些真实生动的影像作基础，就没有今天我们节目的问世。写到此，我不得不提到了“讲述老百姓故事”的理念倡导者陈虻。
 
　　就是这么巧，凌晨四点多，李伦、柴静、飞飞三条短信几乎同时到来：陈虻走了！……我从桌边站立起来，隐隐得有些腿软，准确的说应该是兔死狐悲的辛酸吧。
 
　　陈虻今年不过四十七岁，从去年体检出癌症，他已经煎熬了太久。后来听说，昨天陷入术后昏迷后，他最好的朋友一直陪在他身边，肿瘤医院更是聚集了新闻中心几十位他的同事，很多人居然没能看上他最后一眼。想给纪录片同行们发短信，打开通讯录，发现我和他共同的朋友居然这么多。及至天明，朋友们的短信陆续回来，大都不忍卒读。
 
　　陈汉元老爷子：“他是一位有德有才的帅哥，走得太早，太可惜。要走的话，应该我们这些老朽替他去才是……呜呼，天理不公。”刘效礼老师：“太不幸了，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同行。”赵淑静老师：“我们都是死神的候选人，只是排序不同。”四川王海兵老师：“早听说他生病，不了这么快就走了，伤感！”安徽禹成明老师：“太可惜了，又少了一个好人……我们也在送人了。”贵州唐亚平老师：“能代我送一个花圈吗（白色的，他生前向往纯粹的事物）？捎去这两行诗－－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香港的钟大年、王桂华夫妇和杭州的沈慰琴老师也电话托我送去花篮。
 
　　上海纪实频道《经典重访》制片人叶蕾正准备请陈虻“去上海做访谈节目”，她称陈虻是她景仰的前辈，也是她的纪录片启蒙老师，对陈虻的离去她无限伤感：“生活空间依然是我至今看到的最有文化底蕴和内涵的节目，陈虻是把电视当电影做，所以才会那么当真，那么累。但今天看它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和他的团队所燃烧的激情和凝聚的智慧。他去做更大的领导，不知和他的真性情平衡吗？真可惜《生活空间》这样的节目越来越少见了。”
 
　　这应该不是叶老师一个人的感叹。当初，央视评论部的团队对中国电视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不间断地留存了中国社会前行中的海量影像。在这些影像中，陈虻和他领导的《生活空间》更是自觉地把镜头对准了芸芸众生，农民工、下岗女工、个体户、学生、城市漂泊者……正是因为纪录片中的主角来自弱势群体，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它才能感到这些历史影像的厚重和弥足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中国今天这个时代的太史公，而陈虻正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这样说好像在歌颂英雄了。其实，我和陈虻首先是哥们儿，然后才是同行。我认识他是在牌桌上，当时他是我隔壁《观察思考》栏目的记者，每天中午我们会在一起“拱猪”，热火朝天的。在牌桌上，大家都叫他阿虻。阿虻大学学的是工科，脑子好使，算组里的高手吧。他长得俊，白净，眉清目秀，加上又会倒持，长发飘飘，是很多女青年注目的对象。但骨子里阿虻是个很狂野的人，他不喜欢别人夸他儒雅，有时甚至会冒出几句粗口来掩饰自己的文静。偶尔我和他交流一些国外的纪录片的录像带，为了强调自己的粗鄙，还带子时他会推荐个把A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感官世界》到《玉蒲团》我们都是一起看的。
 
　　后来我们不知怎么都混到纪录片圈儿里了。1994年银川，我刚刚粗剪完《龙脊》，而阿虻的《生活空间》也刚从服务性栏目向纪录片栏目转身。这是我第一次开全国纪录片会，和阿虻约好了住一个房间，那次有两件事很能说明他的性格。
 
　　当年开会很认真，一天到晚看片、讨论，大家大狗小狗嚷成一片谁也不尿谁。头一天，吉林台的李蕴大姐挨着陈虻坐，李老师是个笑点极低的人，一点点事就能让她哈哈大笑，笑的同时，她的习惯动作是猛拍邻座人的大腿，当然，我想她自己肯定觉不出疼痛。中午散会回到房间，阿虻第一件事情就是脱掉裤子－－整个左腿红得不像样子。我笑得弯腰倒地的同时问为什么不反抗，阿虻吭吭哧哧地说：“人家女同志，哪好意思？”你看这个面瓜。
 
　　下午，阿虻不知死地又坐在李蕴旁边，只不过，左腿上搁了一本厚书。那天放的是王海平王子军老师的《大红枣》，一部今天看来仍有些试验性的纪录片。放映完毕，大家板砖齐齐地拽了过来，基本意见是反映看不懂，有点装。正在大家群情激愤的时候，阿虻举手要求发言，他从自己的角度分析了片子，谈了优点也说了不足，说着说着，他突然说了一句：“我认为，说看不懂这个片子的人，都是傻逼！傻逼才看不懂！”说完坐下，全场鸦雀无声。讨论只好结束。
 
　　九十年代后期，“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我和他见面更多在各种研讨会上。这时的阿虻往往以讨论主持人的身份出现，面目和善，经常字字珠玑，网上也收集了他不少经典语录，他已经成了纪录片教父级的人物。随着他仕途的升迁，我们交流的次数渐少，几乎到了逢年过节短信的地步。这时候，中国电视的大环境已经和九十年代有太多的不同，纪录片，尤其是人文纪录片，已经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很多省级台干脆取消了纪录片的番号，业者也纷纷改行。作为央视新闻中心纪录片的“带头大哥”，我想他的内心应该是倍受煎熬的，正如他当初的那句牛逼话“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而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出发”，看看现在某些的冠以纪录片头衔的电视节目，我确实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投身纪录片的初衷。
 
　　没想到的是，去年听到了阿虻罹患胃癌的消息，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去医院探望他。很快，去看过他的朋友带回来消息，说他还是那么爱谈工作，谈现在的电视节目，谈纪录片人的社会责任……我犹豫了，我不知道怎么在病榻前面对这位当年的哥儿们。在汹涌的电视商业潮流面前，作为一个个人，我们都太渺小。
 
　　阿虻走了，带着眷恋和遗憾，带着我们对他的尊敬，也带着一个属于纪录片的时代，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