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春礼——人才方略

开场白：关于中国科学家究竟何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争论，在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获得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之后再度热闹起来。的确在2008年，中国人刚刚圆了一个百年的奥运梦想，大家自然会把目光聚焦到下一个百年梦想诺贝尔奖之上。今天走进我们大家演播室的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先生，我们非常希望能够从他的嘴中得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解说］
诺贝尔奖领奖台上并不缺少华裔科学家的身影。到目前为止，共有七位华裔科学家站在了领奖台上，每一次他们的获奖都让许多国人津津乐道。

主持人：如果我们从眼下最热闹的话题开始谈的话，就是现在刚刚颁布的诺贝尔奖，特别是钱永健获奖。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人的这个争论和期望又出来了，就是为什么这个华裔在美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到现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这是不是您作为科学院的领导来说，也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
白春礼：这个问题还是有，但是一般来说，中国的科学界，可能不像公众那样把诺贝尔奖看的这么重，实际上我们觉得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整个民族的科技水平，我想这个可能最重要的。但是这个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民族的期盼了，大家很多人希望，这是一种符号，一种代表，希望能够这方面有所突破，这是毫无疑问的。
主持人：它实际上是一种象征？
白春礼：一种象征，但是这个还是需要积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主持人：这个积累实际上也就是您刚才讲的，整个民族的国家的大众的科技素质？这个是一个基础。
白春礼：对。
主持人：其实您看，您一直是主管中科院人才工作的，其实在您做科学院发展规划的时候，怎么样去产生世界级的大科学家，我想也一定是您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
白春礼：对，目前就是如何培养和吸引，我们叫科学领军人才，这个是摆在当前工作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主持人：在今年看，您觉得中国有这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吗？
白春礼：我们说像钱学森，这都是大家说公认的世界级的科学家。还有一些，但都是老一辈的，新一代的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可以说称得上世界级科学家的，目前还是很少。

[解说]
虽然中国现在缺少科学大师，但近年异军突起的中国科技，还是受到国际的高度关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自然》两次出版专刊讨论中国科技现状，分析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但也肯定中国科技的进步。这一权威学术杂志史无前例的举动在科技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虽然问题依然存在，但中国科技研究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努力，目前无疑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发展阶段。
中科院副院长、著名的纳米技术研究专家白春礼，他的成长脚步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才培养的历程一路走来，他是这个历程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1970年的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一批青年响应国家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来到这里，其中就有17岁的白春礼。在中国高等教育停滞的岁月里，他并没有放弃用“知识改变命运”。孤灯下的刻苦自学，让他在四年后获得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进入了北京大学化学系求学。
1978年开启了一个变革时代，青年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这一年，停滞了12年的研究生招生工作得以恢复，刚刚毕业分配到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工作的白春礼再次抓住机会，考上文革后首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不过，那时中国的科技领域与世界依然有着很深的隔阂。

主持人：您那个时候，并没有看到中国科技或者中国的教育跟国外的差距？
白春礼：没有。
主持人：什么时候看到我们真正跟国外的差距？
白春礼：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做科研论文、科研实践的时候，你要不断地了解国际上最先进的科研水平，要通过阅读文献来了解国外的发展情况，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差距。因为在文革期间，基本上不会把你的科技论文去国外发表的，基本是跟国外是闭关锁国的，就是说它是一个隔绝的。
主持人：脱开的？
白春礼：脱开的，好像觉得你要在国外发表文章，是不是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主持人：那个时候有一个词叫里通外国？
白春礼：对，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了，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当你对国外的一些科研状态有所了解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差距还是巨大的。当我们有机会能够继续到国外留学的时候，那这种感触就更深了。

[解说]
1978年，邓小平在谈到派遣留学生问题时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85年9月，正是美国加州最美的季节，在秋风中世界著名的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在等待着当年内蒙高原的那位兵团战士。受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委派，白春礼在这里攻读博士后。
就在白春礼进入加州理工学院之前，人类对微观世界的探索也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这就是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出现。扫描隧道显微镜的神奇之处是让人类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位原子，还可以利用扫描探针将原子随意移动，这项技术在表面科学、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白春礼也敏锐地观察到这个正在崛起的新科技。

白春礼： 我到国外的时候本来我是做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扩散X射线吸收晶体结构。但是我发现我这个老师在做一种新的仪器设备，叫扫描隧道显微镜。那个时候国内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国外开展这个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从1981年出来，1982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是1985年到美国，接触到这个事情，但是在国内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来介绍这个工作，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主持人：但您还是很幸运，如果是1981年开始的话，也是赶到比较早的时候？
白春礼：对，因为第一篇文章发表是1982年，我在美国的合作导师应该是化学领域第一个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所以这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当时对国际上前沿了解非常不够，这个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另外一方面，出国留学给我们这一代人提供了一个迎头赶上的机会。
主持人：一下子把你切入到这个世界领域的前沿里头去了？
白春礼：对，所以到哪儿以后，我就主动跟老师说，我是不是也能够参与这个工作。
主持人：您觉得那个是更代表前沿的？
白春礼：因为我当时比较敏锐地感觉到，这个工作对我们国家将来的发展会非常有利的。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工具，能够使我们在非常微观的尺度上，来了解分子、原子它的结构，了解它在表面上的分布，这对催化非常有用。第二就是说，这样一个技术所需要的投资并不是很多。中国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还不是很宽裕，如果需要一个大量的投资从事一个新的科研领域，一定是有相当的难度。所以我就想，这个工作对中国的发展还是有用，所以就主动地要求参加这方面的工作，我也庆幸我当时选对了这个领域。
主持人：对您来讲，这也是您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步？
白春礼：对，我觉得一个人在人生的路上，包括在科研的路上你会面临很多选择。这个选择有的时候看您怎么来选？这个路很重要，你要走错了，也许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你如果选对了，也许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舞台。
主持人：我记得有一句话名言就是说，人生当中，紧要之处，往往只有几步。
白春礼：所以我们这个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郭沫若，他就有过一句话，他说人生的路，往往会被一个偶然的契机所左右，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小小的真理。

 [解说]
1985年，白春礼的研究转入纳米科技的重要领域——扫描隧道显微学。
时隔半年，这位中国青年获得的成果就引人注目，他编制的扫描隧道显微镜软件被美国海军实验室采用，与美国同事合作的研究论文被列为第二届扫描隧道显微镜国际大会的报告，然而就在他开始崭露头角时，却做出回国的决定。他卖掉了汽车，把攒下的美元全都换成回国后急需的元器件和资料。为了带回这批宝贝，他在机场不得不扔掉了许多超重的行李。而在大洋彼岸，一个正在经历激荡变革的祖国在等待他的归来。

[解说]
1987年，白春礼这位改革开放初期的海归回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今天，在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部的实验室里摆放着白春礼的资料。不过，这里的青年人恐怕难以想像，在二十年前，作为纳米研究实验室的创建人之一，白春礼就是在这个地下室里起步的。

白春礼：这个地下室不是空的，是原来我们化学所一个公司生产这个冰激凌机，冰激凌机没有卖出去堆了很多，然后把它给我们做一个实验室。我们当时很着急，也不用等民工，当时两个人跟我一起干，我们就把这个冰激凌罐，就自己往外搬，打扫卫生，鼻子都是黑的土。然后扫完之后就把墙刷了刷，就开始当做实验室。这个条件确实还是蛮艰苦的，冬天又没有暖气，非常的冷。

［解说］
这个地下室虽然简陋，但白春礼毕竟可以在这里搭台唱戏了。国外在扫描隧道显微镜上发展很快，他要抓住一切时间研制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控制的扫描隧道显微镜，而他首要的任务就是去采购器材。

白春礼：当时没有钱，经济上并不宽裕，我是到郊区一个人去买这个机箱做这个仪器设备。电子线路有个机箱，机箱要有个外壳。到这个厂家以后正好只剩下一个，我就想赶紧买上了。
主持人：抱着回来了。
白春礼：买完了之后抱着就回来了。回来正好是下班的时候，那挤公共汽车几次都上不去，好几回都不让上，因为个箱子比较大。下班的时候人就很多，你拿大箱子更不好上了，所以好几次都没有上去。看见那个公共汽车都走了，进城了，但是我离城里还很远。
主持人：那后来怎么办呢？抱这个机箱？
白春礼：我等了好久、好久，后来搭别人的车回来的。回到家已经很晚了。
主持人：那个时候我觉得您，想想在美国的这个学习、工作，和在美国未来留下来的这么好的条件和无限的发展空间，心里头一定会有点，怎么讲呢，悲凉？
白春礼：有一点儿。因为我在美国是自己有辆车，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感觉还是蛮好的。所以看到挤车上不去，看到别人的白眼，有的时候，心里会感觉到这个反差还是很大的。

[解说]
当时白春礼手中攥着的仅有化学所借给他12万元的起步经费。当时全国的科研总投入所占GDP的比重也仅有0.5%，这一数据还不及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虽然白春礼精打细算，但这笔经费很快就已告磬。无奈之下，他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提起他的请求，未曾想，竟梦想成真。

白春礼：尽管没有什么钱，但是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还是借我十几万钱，干这个科研工作。更关键的是，当时中科院领导周光召给了我三十几万元的院长基金，应该是雪中送炭，一下子使我的工作开展起来了。
主持人：我没有想到，原来我们说这个创业这个词，应该现在是用于企业家，但实际上你们回来刚开始建立实验室的时候，也是一个创业的过程？
白春礼：那肯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回来之后给了我一个舞台，给了我一个空间来做一个新的领域。
主持人：您指的一个舞台和空间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白春礼：首先第一个呢，我在国外的时候我是给别人一起来做，因为我在实验室做博士后、做访问学者，那毕竟是在别人的实验室。
主持人：那只是一份工作，或者是打工？
白春礼：对，并不是说根据你自己的愿望，我自己可以来领导一个课题组。我在国内的时候，我自己来领导一个课题组，来按照我的设想来做一些工作。就是说我自己走过的一些经历，我就会想起来，我回国的时候碰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所以我现在在中科院里主管人才工作，我就想如何我们宏观上能够制订一些政策，使现在回国的人能够相对来说有一个好的条件。有时候跟我们回国的青年科研人员谈心，又跟没有出过国的人谈心，又和我们目前在读的研究生在聊天。
主持人：一定是各有各的抱怨？
白春礼：各有各的抱怨，各有各的想法。他们有他们的困惑，有他们的追求，有他们的渴望。因为我自己这么走过来，我有的时候从他们角度上换位思考，能够理解他们的困惑、他们的想法。
主持人：想理解他们的时候，就想想您抱着那机箱，挤公共汽车的那个状态。
白春礼：呵呵，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