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发展与责任

开场白： 
     今天走进我们演播室的大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先生。在三十多年以前他还是陕西农村卫生院的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为了能够解决老百姓们的困难，在那个时候他不仅掌握了全科的西医，还自学了中医，甚至自学了兽医。他最大的满足就是让来找他的这些农民能够满意而归。他也没有想到在三十多年之后，他能够成为全国4200多万科技工作者的当家人。

【解说】
     2006年5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在中国科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61岁的韩启德当选为新一届中国科协主席，成为继李四光、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 、周光召之后中国科协的新一代掌门人。   
 
     对于许多普通大众来说，中国科协似乎距离他们的生活很远，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位于北京复兴路3号的这栋大厦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所在地。成立于1958年的中国科协今年已经走过了50个年头。目前成为拥有32个省级科协、191个全国学会、4200万科技工作者的国内最大学术团体。     

主持人：其实您看您做这个科协主席，实际上中国科协，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一个大家庭，您就像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一样？
韩启德：我觉得科协本身就是科学家自愿组织起来的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科协首先要让科技工作者觉得是自己的家，你没有这个感觉，人家不理你。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单位，我自己做好我的工作就行了，我要科协干嘛?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准，就是学术共同体要起很大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是不可缺的、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靠科技工作者，那么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一套你刚才讲的，自己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规则，甚至一些动力，这些都是要靠我们科协来做工作。

【解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协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力量不断加强，开展学术交流，普及科学知识，维护科技工作者合法权益、促进国际间科技交流，成为中国科协新时期的主要任务。
     然而，随着时代脚步的加快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学术界的一些弊端也逐渐呈扩大趋势。2006年初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的干细胞造假事件，让世界科技界为之哗然。无独有偶，这一年中国的首款自主知识产权高端芯片“汉芯一号”也被查出为严重造假事件。疑惑间，人们不禁追问，以探求客观真理为己任的科技界到底是怎么了？
     这一年5月，刚刚出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韩启德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除学术界的浮躁。
  
主持人：您当科协主席之后，您说了一句话，您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科学界的浮躁，这句话是掷地有声的？
韩启德：那是有感而发吧。
主持人：这个感从何而来呢？
韩启德：因为当时确实我觉得这个科技界浮躁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有一些学科的带头人。他钱拿了还要拿；获了奖还要拿来获奖。而且到处去申请奖，拿了奖以后呢，去申请项目。项目现在很多人已经够用，但是还是有很多诱惑，好像这个大的项目不拿白不拿。所以我们很多学科带头人都成了空中飞人，整天在飞机上飞，他们去做报告，做完报告就走，然后去申请、答辩，然后评审。但是真正静下心来，考虑科学问题的是越来越少了。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现象，我们也听到一种传言，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有这种科技老板、或者是项目专业户？
韩启德：应该说是有的。老板这个叫法从美国传来，美国人确实从关系上边，因为他用的钱，都是教授申请的基金，基金里边有人员费。所以他的收入什么，就靠老板的，所以他就叫老板了，也是一种昵称。
主持人：就是开玩笑的？
韩启德：我们也不是那么认真的。但是你再深刻考虑的话，这里边不一样了，导师就是导师，跟老板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你现在走过头以后，有这种情况了，有的如果他申请了很多的钱，然后呢，他就叫下面去做，那可以你是指导了。但是他后来没有指导了，甚至有一些做出来的工作，他自己都不太懂了。那这个就变味了，那就是成了老板、成了包工头了。这种现象应该说现在大家认识了，有所减轻了。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规定，最多拿两个大的项目，你第三个不可以拿了，那也有一定的限制。那么他有的，我不拿，我叫我的手下去拿，我做评审了，这种现象有没有呢？也有，但是大家也看到了，既然看到了，大家就会采取办法。所以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总体来讲，浮躁的事情，还是在修正，在往好的、减轻的方向发展。

【解说】 
     2007年3月中国科协发布《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提出了具体标准，明确了学术不端行为的监督处理原则和程序，开始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制度化管理。然而尽管如此，学术界一些的不公正事件仍然在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的心里留下了阴影。据中国科协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2.3%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申报课题资助时曾经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

主持人：我看科协，前两年有一个调查，就是在项目申报当中，有60%的科技工作者认为，有过这个不公正的待遇，您觉得这个比例？
韩启德：这里边要分析，有的是真的不公正、有的他自己认为不公正，这个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我认为现在大家反映的，就是说自然科学基金，大家反映比较好。为什么？它完全按照基金会的一种模式，有专家严格的评审程序、严格的一套规矩来做。大家反映呢，越大的项目不是基金会掌握的，政府部门掌握的，这个好像还走的程序越少。
主持人：有一种说法叫做小项目大评审，大项目小评审？
韩启德：越大项目越好拿，你名声大就好拿。
主持人：名声大就好拿？
韩启德：但是呢，那种小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现在属于最小的，自由申请的项目，它申请非常得严格。基本上按基金会来做的，大家比较满意。
主持人：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这个审的方法，就有点类似于您刚才讲的科技工作者的自我的？
韩启德：就是它必须充分地运用了学术共同体的作用。
主持人：学术共同体的自我评审？
韩启德：所以现在这个呢，慢慢大家越来越有共识了。所以现在要突破一点，就是政府可以计划、规划，甚至也可以决定重点项目、那从国民经济需要出发，重大专项要解决什么问题，政府都可以提。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始终有一条很明确的态度，就是政府不要决定钱分给谁？
主持人：他只提需求？
韩启德： 你怎么知道，张三做得好、还是李四做得好呢，这就让学术共同体来说。
主持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去决定谁来做更好？
韩启德：那么现在政府也是说，我也是请专家来评的呀，但是关键就是请哪些专家，是政府官员规定的。评审完了以后，最后拍板是政府定的。你没有必要把那个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让你学术共同体去承担这个风险，然后你再加强监督，对吧。我可以长一个眼，我第三只眼看着，你不按规矩来，你学术共同体当然也可以胡来，那我加强监督。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我始终是强烈地建议，要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这样呢，才可以使得科学、包括科技的资源分配更合理、竞争更加公平、也有利于消除学术浮躁。使得大家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公平竞争的环境里边，那么这样科技新秀呢，也比较容易成长起来。你想做科技老板的，也比较困难了，因为学术界大家是最清楚的。
主持人：您自己原来做项目申报的时候，有没有也遇到过一些不公正、或者有难度？
韩启德：我真的是没有，可能我比较保守。我申请项目呢，一个是一个，我在开头申请，一回国呢，是八十年代，我申请第一个项目才三万块钱，因为我们是搞基础研究的，不需要太多的钱。我是觉得我没有失败过，这个我觉得跟我没有太多的过期欲望有关。我觉得我做这个研究、我现在需要这个钱，我实打实要干这个活，所以当时比较认可，所以我始终觉得挺公正的。当然我在评人家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也很敢讲，我觉得偶然性还是有的，这就跟你评审专家的专业范围、素质有关。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跟学术见解不同有关系。所以任何时候，就是学术共同体来决定，也不可能保证100%的公平。但是最起码，是目前来讲唯一的、能够比较公平的、比较公正的、比较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来决定自愿分配的一个好的办法。60%的不公平里边呢，我觉得真正不公平，大概不会达到60%。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名声越大的人，越容易申请到钱，而小人物呢，比较难申请到钱。而这里边呢，冤枉了很多的小人物，应该给人钱的，没有给人。这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解说】
     在担任中国科协主席之前，韩启德已经拥有了几个不同的身份，在几种不同的角色中，他常说自己最看重的还是科学家的角色。作为医学工作者，韩启德的医疗实践来源于陕西省临潼县一个简陋的公社卫生院。１９６８年23岁的他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这里。

韩启德：我尽管有很充分的思想准备，到那里也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就一座平房，没有化验室、更没有X光室、也没有病房。

【解说】
     六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国民经济已经滑落到崩溃的边缘。对于一个地处西北农村的公社卫生院来说，医疗条件的恶劣可想而知。然而刚到医院时的一次出诊经历，却给年轻的韩启德留下了终身的记忆。

主持人：您记得这个故事吗？再给我们讲一讲？
韩启德：因为这是才三个月的婴儿，婴儿肺炎，当时很多，农村卫生条件差。来的时候奄奄一息，她母亲抱着她来看。当时我刚到农村不久，还没有病房，那怎么办呢？我就把我自己睡的床腾出来，叫她母女睡在我的床上，我就跟其他的医院同事去合铺。我晚上还经常去看她，抢救了三天三夜，把这个孩子救过来了。救过来以后，后来我到她家里面去随访，看看这个孩子怎么样？真是家徒四壁，穷得不得了，孩子一大串。当时这个母亲抱着这个孩子，你看完全恢复健康。那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她就后来领了一个她的大女儿，16、17岁了，她说：“我真的没有任何来表达我的心情，你就把我的女儿领走吧”。我当时感觉，真的是又心酸、又感动。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啦。但是这件事情，一直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我觉得我做的所有这一切，真是太值了。
主持人：其实就像您说的，一开始您就说，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医生，他其实是一种感性的、或者是人文工作者？
韩启德：这个感情太重要了。其实我的本事也不大，你知道我是1962年进大学，学了三年，我们是六年制。前三年学基础、后三年到医院去学看病。我学到三年、1965年要社教了、社教完了以后要文革了，到1968年我毕业了，我就到农村看病了。我什么本事也没有，但是我只是一心想给人解决问题。我是碰到什么问题学什么问题，我印象很深，四环素是多少剂量一片，我都记不得。还好我们医院是一个平房，这里一个门诊部、隔壁就是我睡的地方。我把药物手册放在那儿，然后我回去一翻，然后再去给他看。真正在实践当中去学。所以我就是拿了一些比较普通的应该做的医疗办法，就解决了农村当时很多问题。他们认为简直是不可设想的，比如说心力衰竭的，当时有一些中年妇女，就是已经心衰很严重了，气都喘不过来了，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其实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强心药，给洋地黄，但是这个强心药是一般农村医生，根本就不掌握的，他们就不知道，这个药怎么用？因为这个药有相当的危险性，就是它达到起作用的剂量跟中毒的剂量很接近，所以医院很慎重地应用，但是我因为在农村跟着我们这个老师，用过这个药，我就用了三天疗法。三天以后变了一个人，她说，哎呦真是神医。其实我想这是普通的，那个时候花多少钱呢，一分钱一片，一毛钱换了一个人。
主持人：一毛钱其实就是救了一条命嘛？
韩启德：对呀，然后你就维持了，以后一天一片，也就是说什么，一天一分钱。还有很简单的脱臼，关节脱臼，这个当时不知道，就不能动了。那一次我在华清中学，小孩子在那儿闹，关节脱臼了，疼得不得了，不能动，我给他弄了一下，好了。有的农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嘴合不拢了，一笑，就是这个下颌骨脱臼了。根据你学的这些知识，给它拉回去、送回去就完了，但是农民就觉得你就是神医，不要钱那个时候。
主持人：还不要钱那个时候？
韩启德：那个时候我没有花成本，人力成本不算的。
主持人：对、对。
韩启德：一分钱都不花，病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