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山河·东川（7）新生

在乌蒙山脉深处，一条海拔超过3000米的山脊上，曾经矗立过一座庞大的人工建筑——东川矿务局落雪矿选厂大井架。落雪选厂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铜矿选厂，大井架也曾经是东川矿务局的地标性建筑，如今大井架早已不知去向，只留下身下深不可测的矿井和密如织网的巷道，曾经巨大的机器轰鸣声和矿山工人们的喧嚣声永远消失在了山谷里。

1970年，曹树农作为实习生到东川矿务局落雪矿报到，落雪选厂大井架上“头顶青天，脚踏云海”的硕大标语远远映入曹树农的眼帘，豪迈之情在这位青年人心中油然而生。三十年后，大井架一夜间在已年过半百的曹树农眼前消失了。

曹树农：当时他就提出来，他就说是东川矿务局关闭破产，你作为东川矿务局的党委书记，你好意思说这个话。
郭守仁：曹树农讲了破产的理由是资源枯竭，我听了这个以后，我就大发脾气。第二句话就是，这个东川矿务局资源枯竭其他的人不清楚，你曹树农也不清楚，曹树农同志就说，老郭，老郭，你可千万不能这样讲，你这样讲就破产不了了。
曹树农：从资源量来讲，它还应该有一点资源储量的，但是资源的丰度非常差，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开采，成本比较高，铜价比较低，所以它就赚不出钱。

曹树农从实习生开始，在东川矿务局干过很多工种，担任过的职位不下十个，经过二十九年的努力，在1999年担任矿务局最高领导---局党委书记，由于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曹树农一上任便面临考验。

宋瑸丞：曹书记不是最后一任书记吗？我们背后给他取名叫末代皇帝。
曹树农：现在退休这几年也想通了，什么事情都放下了，好好的过自己的晚年，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态，我不想这些。今天不是来聊天，我跟任何人不提这些事情。

东川矿务局建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1956年周恩来总理以国务院国字35号文件下达“东川建设设计任务书”，不久东川被列为“一五”期间苏联援华的156项重点工程。从东川矿务局正式成立，到2001年最后一任党委书记曹树农宣布破产时，东川矿务局累计生产精铜48万吨，为国家创造出了55亿元的财富。

曹树农：当时怎么说呢？要说有也有，要说没有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当时说老实话，我们也有计划经济这个观念，反正我是国有企业，我在做这个工作，最后有这些原因，整不下去，你政府要出面管我。

计划经济时期，尽管有国家来为矿山承担风险，但曹树农上任后仍然感到了压力，不久一个奇怪的现象让曹树农陷入思考中。

曹树农：东川矿务局在我们那个时候，退休职工就是一万多了，在职的也是一万零一点，差不多就是一半对一半，一半对一半。那么除了整个生产运营，当时资源的情况，你采出来的这个东西，赚不着钱以外，另外你供养的一块人又非常多，我第一个事就喊人事部门，你给我把他们交给我的表又翻出来了，我们到底在第一线干活的人有多少，在第二线干活的人有多少，辅助部门的有多少，干部多少，工人多少，最后一出来，在第一线，真正为生产第一线干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四分之一都不到，医院、学校、公安，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个，所有的社会办的这一块，作为矿务机关样样都有，医院、小学这些都要吃铜，都要吃每月生产的精铜。

东川是一座老矿山，麻雀随小五脏俱全，和中国其它大型国有企业一样，东川矿务局形成了一个小社会，矿务局职工的生老病死一切由都企业来承担。
因为一场意外，矿山工人张成银给矿务局增加了一点小小的负担，1981年张成银受工伤，经过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张成银被确定为残疾，张成银离开矿山，虽然每月的工资一分钱也不少拿，但其它收入毕竟减少了，张成银因为子女多，生活慢慢陷入到了困境中。

张成银：当时很多人小看我们，因为我们负担重，五个娃娃，我们夫妻一个三级工，一个二级工，肯定经济要紧张的，就没有人家穿的好，有一些负担轻一点的，他就有一点藐视我们了，就说你这小子没有我行，现在人多人遇到我就佩服了。我说，小伙子，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你看问题要全面点，你要目光放远点，毛主席都说是，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你小眼看人不行。

1978年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改革开放允许个人经商，那时人们把那些最早进入商品领域的人们叫做个体户，张成银因为生活所迫，成了东川最早的一批私营经营者。

张成银：我们卖烟酒、卖服装、开馆子。开馆子就由不会到会，就开始学了，那天晚上我就想了点办法。那个时候面卖的比较便宜，把这个油买回来，然后我来坐着撮麻花，本来也没有做过这些东西，学了嘛，把这些麻花撮好了以后，我这个人，从来我也不好意思拿出去卖，就请人家去卖，请人家去卖，就一个麻花给人家一分钱，这样就开头开始做了。原来我切洋芋、切土豆，都要切到手，因为我小时候，一读书就出来工作，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这个锻炼，有些时候做不好了，经常提老婆的意见，她一摆上来饭，刚刚吃，就这样不好吃，那样不好吃，就老跟她讲两句。当时我想过这个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思想斗争比较激烈，因为过去，我们也是看到很多运动过来的，中国这个运动是，从我们记事以来好像这样接那样，那样接这样，好像没有平静过，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就相当小心了。为什么？不敢，生怕这桩事情做错了，上上下下的怎样办。

张成银夫妻因祸得福，由于开饭馆，生活很快有了起色。

经过近50年的开采，东川矿务局的铜矿石品位越来越低，矿务局和为矿务局服务的东川市开始面临经济上的窘境。

宋瑸丞：当时也为了这些后备资源问题，我也带着一帮人到滇西这一代去考察，去看看，但是基本都没有整成，为什么没有整成，去的时候，这些州长，县长，对我是非常欢迎的，希望你来。他们的心态是哪样的呢？你是来扶贫的，而实际上我也是个穷光蛋。
曹树农：我在市委常委的时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讨论给这个民族党派一千块钱或两千块钱的活动经费，拿到市委常委会上讨论。你说它的经济困难到什么程度，当时任市长的王市长，他就跟我说我比你还穷，我说为什么你比我穷，我要开支八百块钱，必须开市长办公会，该不该开这八百块钱。

上世纪50年代，在东川矿务局初建时，中央确定东川只负责铜矿的开采，而铜的冶炼、加工这些下游产品的生产被安排在其它地方。
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东川只是一个原料供应基地。开采矿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资，而开采出的铜矿石价格却远远小于加工后的产品，这就使得东川矿务局常年投资大收益小。
离开矿务局以后，从来不会做饭的矿山工人张成银亲自下厨当起了厨师，张成银的老家在四川，他把自己曾经吃过的四川菜肴靠着记忆一个个模仿着做了出来，没想到饭馆的生意更加红火了。

张成银：我当时我记得开第一个馆子时候，那个名字我取得，叫醉翁村，写了一副对联：万里东风引来顾客满座，左联是：无边财源涌到荤素此地，万里东风引来顾客满座，无边财源涌到荤素此地，横批就是店名了。第二年，过了几年开馆子开大了，开大了以后。冬天，那个初冬来了，就是又来了一副对联，当时那个是初开张，后来说你这个小子，你还说你残废了，你对联还写的这么好，你还残废。我说，哎，这个算什么学问，这个是小打小整的算什么。

在张成银的饭馆开的红红火火的时候，东川矿务局探明的富矿已经基本开采完，随着铜矿石品位的降低，东川42年的大规模生产中，已经累计亏损2亿多元。

曹树农：从资源量来讲它还是应该是有一点的资源储量的，但是资源的丰度非常差，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开采，成本比较高，铜价比较低，所以它就赚不出钱，或者说是能赚很少的钱。赚不出钱来，你像现在这个铜价，现在这个铜价，我跟你说现在这个铜价，像六、七万，七、八万的铜价，谁有资源，谁就可以发财。

和矿山形成反差的是，张成银的饭馆越来越大，饭馆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张成银夫妻常常听到客人边吃饭边议论开采矿石的事情，靠着商人的敏感，张成银夫妻又有了新的打算。

张成银：我们沿着那个河边走，捡那个，就是有一种石头，它表面有一层金黄金黄的，像金子一样的那种。我们就以为这个是矿石，就捡去给工程师看，捡去给人家看呢，人家说这个不是矿石，这些各个老板就组织这些民工在里面打一点小工，搞一小点残矿回收。那么残矿回收呢，市场经济逐步逐步的又开始放开了。那个时候，有经营公司在收这些矿，我回来我就跟他商量咱馆子我们也开了，服装我们也卖了，就因为这个生活这个烟酒也卖了，那人家那些农民字都不识，人家都可以干，我两个再说也是多少有点文化的人，你不可以整着干，就去整了个洞子来。

1997年国际铜价突然下跌，持续低迷的铜价让东川矿务局多年的弊病集中爆发了，中国西南边陲的这座铜矿山似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活力。落雪电影院广场是落雪矿的中心，七、八十年代，这里常常举办大型群众集会，自从国际铜价下跌，落雪电影院就再也没有能力放映电影了，海报永远定格在了1997年。

曹树农：过量的开采应该说使落雪矿的生命过早的结束了，资源没有了，那时候资源没有了，生产越多亏损越多，因为它的品位回收率很低，品位还可以，选矿厂就亏损了，这需要有技术，生产成本降不下来。

这些不太讲究构图和光线、看似随意拍摄的会议照片永远载入到东川矿务局的历史中，它们是矿务局留下的最后一批照片。
2001年曹树农书记主持会议，宣布东川矿务局进入破产程序。

曹树农：在东川，我也在东川差不多近三十年了，这么一个企业要破产，从我个人感觉上来讲，是不好接受的一个东西，大家心理上接受不了。最后干了一辈子，干了个破产，就像灾难来临一样，这个心痛的感觉就像灾难来临了一样。在那一度时期的思想，可能是说那个落差很大，一落千丈，低迷呀，颓废呀，我生是东川矿务局的人，死是东川矿务局的鬼，职工就是这么个概念。父辈也好，年轻人也好，年轻人手中这个饭碗打破了。原来我们在国有企业的时候始终是一个铁饭碗，那就是反正雷打不脱的，我在那里生存一天就有饭吃一天，但是你一破产以后怎么办呢？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说，他们就觉得已经是天塌下来了，顶天的那个柱子塌下来了。你要出去找工作，怎么找？很多矿山工人技术很单一，就是打眼出身，就那么一点技术，你出去是很难有自己生存余地的，就是眷恋矿山太多了，突然的，抱着希望太大，最后的失望也很大。因为你搞计划经济，我到矿务局当头，我当头，我也非常轻松，反正生产多少东西，我交给你政府，我企业需要发多少工资，你政府拿来，当然那个是很轻松的事情。必须改革，必须进行大换血了，再整国有企业那一套，国有企业那一套，家大业大浪费大，大家了嘛，都对国有的财产不尊重，对国有的财产，不是他们的己有，对国有的财产不能珍惜这个开发。这个感情确实是，是无法接受，那么当时矿务局来讲，不破产，我跟你说，那只有绝路一条，活不成。

 
由于矿山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到了上个世纪末期，中国的国有矿山经过半个世纪的开采，有三分之二面临资源枯竭，这也包括曹树农所在的东川矿务局。

钟群：工资发不下来，包括工人的工资也是，只能发点这个生活费，我们退休人员也是这个样。一个人不管你工资高低，两百块钱的生活费，还想着这两百块钱，能不能保证各个月都能发下来，可能到时候怕一点都发不下来。慌就慌在以后，可能一点都发不下来，我在东川干了二十八年，我们两口子离开东川的时候有五十块钱的存款，儿子不养爹，孙子靠爷爷。没有工作嘛，下岗了嘛，破产了嘛，那么儿子跟着吃，儿子不养爹了，连孙子都跟爷爷搭着，要吃点面条都买不起，这个确实是困难。吃碗面条，有面条吃不错了，穷到哪个地步 可以说是，到了街上以后捡点黄菜叶，街上了嘛，捡了黄菜叶，当时我们看了也心寒地很。那些老人苦了一辈子买菜没了钱了，下班了以后摊快要散的时候，才背着小篮子捡点黄菜叶捡起来吃。商店很少有人，饭馆一家接一家的关闭，没人吃，那么有些朋友，他们就离婚离的了，离婚离的完全是生活已经走不下去了，可以说，还是有一句笑话，男人还是要自强不息，不然的话，真的受不了苦了，就连老婆都背叛了自己，爬起来跑了，因为她跟了你，已经生存不下去了，经不起饿了，那段时间离婚率是高峰，一天可以来四、五起。当时我在司法所工作。我们司法所就是负责办理离婚，那段时间，2000年那段时间办理离婚的最多。那个时候退休的有受苦，老的也受苦，青壮年也受苦，在职员工也受苦，真是受苦成一家子了。

矿山公园是东川矿务局最鼎盛时期在大山深处修建的矿山公园，随着破产，公园很快就破败不堪了。东川矿务局的最后一任书记的曹树农尽管是局级干部，随着破产，也不得不向国家申请最底生活保障的补助，来为读大学的儿子交齐学费。
矿务局破产，专门为矿上服务的东川市也被撤消，这座曾经是中国面积最小的地级市被改为昆明下属的一个区，走过了50年历程的东川市和东川矿务局从此消失。

曹树农：曾经有一次给上级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流着眼泪。当时更主要的是觉得这件事情受委屈了，做了这么多工作，职工不理解，围的饭都不准吃，手都不准解，为什么呢？你一解手就跑掉了，所以他不准你去，从早上到晚上，反正不让吃饭，不让上卫生间，我就说你们不让我吃饭，我就陪着你们大家一起饿吧，你们不让我上卫生间这个东西，不上卫生间就有一点，平常我们父母是朋友的，来我们家玩的到那个时候指着我来骂的都有。反正你就是矿务局的头，我就是工人，对于我来说过去认识也好，感情也好，那些都不在了。这个是让我非常伤心的，慢慢的把人心给他，应该说是，大家都失去希望了，没有希望的人心，慢慢的给他凝聚起来。

落雪选厂大井架曾经是亚洲最大的井架之一，2001年矿务局破产后被拆除，东川矿务局职工引以为毫的“头顶青天，脚踏云海”的标语也从此永远的消失了。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靠着好运气和勤奋的劳动，张成银从一个饭馆老板变成了私有矿山老板。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能够亲身经历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能够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曹树农觉得自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随着破产，东川矿务局由国有企业转制成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公司，矿务局的很多职工通过业务培训重新上岗成为公司里的员工。公司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行深部开采，新的矿山资源陆续被发现。
随着破产，东川市也成为昆明下属的一个区，国家扶持东川区，在东川设立了零税区，所有来东川开办的企业五年内可以免交税款，东川很快摆脱困境成为很多企业投资的选择。
尽管有过磨难，但东川矿务局和东川市还是顺利的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东川成为一座现代化的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