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山河·东川（6）调动（下）

字幕：上世纪70年代  云南东川矿务局
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云南东川矿务局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周边的人们，陈英的父亲在五年前把工作从乡下调到了矿务局局机关驻地---汤丹镇，五年后，陈英的父亲又顶着妻子的压力决心把工作调到矿上，为的是给子女们一个好生活和好前途。

字幕：原云南东川矿务局
今天，矿务局电影院早已经改成的台球厅，年轻人为了打上一场台球有时候还要排队等候，三十年前这里也曾经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陈英随父亲把家从乡下般到汤丹镇，在镇上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

陈英：我最记得看《天仙配》，我曾经看过四场，好像就觉得那个电影的故事情节太打动人了。

一个相貌平凡、身材瘦小的身影在陈英幼小的心目中却突然间无比高大起来，他是矿电影院放映员王联。
王联：甲票就是中间那几个位子，是十排到二十，十九排，中间那一边五个位子算甲票，甲票一角五分钱，乙票一角，丙票五分。但是呢，甲票一般排队是买不着的，排队你就是买点乙票、丙票，因为甲票它是单位有命令，这些办公室的只是上班，买不着票，他们没有时间去买，要留给他们。每个办公室，来了好电影你要几张票，登记好，登记好，你必须得留出来，你不留，我一直是队长，你这个队长还想当吗？
那时，东川电影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矿山”，而汤丹又是矿务局四大矿山中的中心矿，这样，最新最好的电影场场都是在汤丹电影院里放映。
好座位都预先留给了矿上的机关，地方上的孩子陈英能挤进电影院就已经是很幸运了，而陈英的邻居、矿山子弟俞国辉却能通过开矿车的父亲轻易得到一张好票。

陈英：电影院基本上是矿务局这些男女青年，就相当于是恋爱、约会的地方。他们去不看电影，在那站着，在那站着就是在那说说话。很多孩子还是赶不来，看不着电影。但第二天到教室里面在他们面前夸，那种自豪，这样你也没有看过，那样我都看过了，当时那种心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确实是很愉快。放电影的那些人来了以后，把电影机用一个桌子支在后面，然后电影机就架在那个桌子上以后，就放在那个屏幕上，那些看电影的小孩，还调皮，用手去挡在那个镜头前面，然后这个手的阴影，就投射在那个银幕上。好电影来了，提前就要去排队买票，买票的时候是人驮人的那种，架空以后去挤票，上中班的下班了，就拿石头排队去了，石头、簸箕捡到什么排什么样的队，那些年轻娃娃跟你拼命的挤呀。

瘦小的王联顿时成了矿上人缘最好的人，昆明刚刚放映了什么电影，王联马上就敢拍着胸脯跟大家保证：矿山下周就可以放映！
和电影放映员王联一样，余国辉的父亲也是矿上的红人。

俞国辉：父亲是驾驶员这种家庭不亚于当官的那种家庭，很自豪的。因为当时物资流通应该说很匮乏，不管怎么讲，父亲是个驾驶员，虽然他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但多多少少不管是他跑外面，好多本地见不到的东西他会带一些进来，就觉得很新奇。

陈英的父亲尽管是国家干部，但因为在地方上工作，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形象反而不如矿山司机那么高大。
余国辉是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深得父亲疼爱，父亲常常会带上这个小儿子跑车，余国辉小小的年纪就去了很多地方，这让余国辉感到许多大城市都没有矿山洋气、时尚。

俞国辉：父亲是开车的，跟着父亲出去走到其它地方，反而觉得其它地方还很土，包括到昆明，都觉得昆明还很土。我最记得男娃娃，穿双白的回力鞋，穿条小裤脚，小裤脚里面穿着红的棉毛裤，故意露出来，戴军帽，当时矿山上时兴戴军帽，哪个小伙子戴军帽，他就是最帅气的。当时矿务局发了一些，样式真好看，还有彩色的雨鞋。哎呦，那更吸引人了，走在路上更稀奇了，感觉就是那时候商店里面是没有，很少有卖的，它都是通过国家好像专门调拨这种形式，调拨来了。当时我一看，那有一双翻毛皮鞋，我就悄悄的过来，捡了以后 背在箩箩里面，回家了。前面已经开口了，回家还补了一下，穿起来，父亲的翻毛皮鞋，有一双他穿的差不多，我拿来穿穿，就觉得很自豪。特别穿出去了，走在路上，脑袋都要抬高一点，像女娃娃打的那个毛线帽戴着，打的那个围巾围着，我们根本要不起。我们看见，我们就羡慕，我们就想她们命太好了，她们是矿务局的。父亲带我到石林，逛石林去了，当时石林给人照相那些，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把花伞，打把花伞照相，当时一看，就说这有啥稀奇？在我们那已经普遍了，但是在石林里面，它就作为一种道具给游客打着照相。当时就感到，应该说是自豪。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文革的结束，人们逐渐从压抑的政治气氛中解脱出来，开始追求美好的精神享受。矿山中一样能找到大城市里最前沿的时尚，人气最旺的地方是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于1965年建成，每到工休，俱乐部舞厅就会人头攒动，工人、干部、工程师们纷纷来到俱乐部，跳起各种各样的舞蹈。

俞国辉：从晚上七点钟开始，一直要跳到晚上的十一点半钟，到十二点。我们当时住在大坪地，我们都到这个地方看，反正就是说是他们跳舞的嘛。一三五，二四六，天天晚上都是满的。那些年轻人都喜欢跳舞，特别就是那些在谈恋爱阶段的年轻人爱跳舞。男同志和男同志跳，女同志和女同志跳，好像都比较圣洁，没有现在非得说是男女搭配的那种跳舞方式，反正都在自娱自乐当中，很放松，也不要交些什么，或者进去要什么，反正大棉衣穿着，水鞋穿着，就在那个舞厅里面乱蹦。集体舞的乐曲就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还有一个就是《金梭和银梭》。这两首歌印象非常深刻，那些像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排成队在操场上跳集体舞，就跳那个《金梭和银梭》，那个舞蹈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复杂，但是那些人都非常的高兴。

一个偶像闯进到陈英的心里，她是矿上的女接待员，既年轻又漂亮，既能主持晚会也能表演节目。

陈英：我们就坐着看她演戏，然后演完戏，我就看她们在那卸妆。我当时最羡慕的是，我就感觉她太漂亮了，太美丽了，我当时那么看。后来她又在专家招待所，当服务员，当服务员以后，我又接触她好几次，接触她好几次。她走路嘛，就像模特走路，就像那些礼仪小姐，反正就是胸是挺着的，比较直，然后讲话她也不张扬，她给我的印象，我就感觉她真的太美了。

陈英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尽早调进矿山，自己长大后也能当一名漂亮的矿山女接待员。
父亲加紧了调动的办理，陈英和哥哥陈敏也在慢慢长大，孩子们能不能进入矿务局就看父亲的了，父亲接连请战友们到家里做客，请大家给自己引荐。
原东川矿务局有四座大型矿山，《东川矿物局发展史》中写到“滥泥坪矿是四大矿山中最小的一个矿，有职工家属总数5000人，现在犹如繁华的小镇，每天早上九点以后，居住周围的菜农就在矿区中心摆起了早市。生活福利方面，矿每年用在福利方面的开支近10万元，矿山职工的生活每年都有新的变化。
矿山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周边的人们，矿务局很多找不到对象的小伙子轻而易举的从农村找了漂亮的妻子。

徐选珍：上班的时候就像花子，就是穿着烂水衣嘛，穿着烂水鞋进洞子，出来全是矿石灰灰，就像糊了一身泥，只剩下两个眼珠转，就像个花子。等到回来洗了澡，换上衣服就像公子，出去那些姑娘很爱，就说了，我们汤丹有一个小小的城门，眼望东川一座城，要找对象大营门，八级工资尽管嫁，二级工资整不成，这个是我们的流传。老家一些小女同志都比较喜欢嫁给矿山工人。在农村来说，应该说是比较漂亮的一些小女同志都喜欢嫁给他们，所以说是，我们还是对矿山工人还是有这种感受，应该说他们有一定好的条件。我当时挺羡慕，我这个朋友的，我就觉得她太有福气了，找着个矿山男朋友，你看，她这个矿山男朋友买衣服裤子给她，买吃的给她，带她到这里也玩，到那里也玩，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羡慕她。她进入矿工的家庭，成为家庭成员，她进入这个角色，自己有了生活保障，能吃饱，能穿暖，应该说就是这方面，是相当关键的在那个时期，她们进来以后，就想我进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得到了应有尽有的东西。

和父亲一起竞争的对手太多了，地方上的人有谁不羡慕矿山的？进入矿务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父亲的调动停滞不前。
看来光请客吃饭还远远不够，为了孩子们的前途，父亲决定放手一博。

陈敏：还是通过努力了一段时间，他给我们讲要调矿务局系统，要以工人身份调才调的进去，但是他属于市级这一块，属于干部身份，必须将来把干部这个职务辞掉，辞掉以后才能调进矿务局系统。

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家干部是终身制，干部身份意味着铁饭碗、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几乎所有的社会保障。

陈敏：我父亲当时呢，他也有一个打算，就是把干部职务辞掉，准备就是，把这个身份变成工人，调到矿务局系统去，调到矿务局系统之后可以解决几姊妹的就业问题。

陈英的母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尽管并不知道变成工人需要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但丈夫的干部身份一直是陈英母亲心里埋藏着的骄傲。

陈敏：当时两家关系确实很不好，就是政府和矿务局很不融洽，互相之间很不融洽，反正矿务局过去也是中央企业，也是很不融洽。你包括说难听话，原来在人民公社那些老干部，要说调进这个矿务局，也还是很不容易调进的。

春节前，陈英的父亲来到东川矿务局机关大楼，尽管局机关就在父亲上班的镇办事处隔壁，父亲却从来没有跨进过这个大门。这一天，父亲向矿务局人事处的领导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愿意主动放弃干部身份，调动的难度一下子降低了许多。陈家兄妹听父母谈话，似乎春节后调动就能办成。
陈英隔壁家的矿山子弟俞国辉就在这年冬天顶替父亲轻而易举的成了一名矿山工人。

俞国辉：理直气壮的，老父亲，老母亲含着眼泪，当时可能他们老一辈应该比我们清楚，就是矿山是很艰苦的，但是不顾老人那种劝解，老人是含着眼泪把我送到山上，我就到了，应该说整个矿务局最高的地方，二百二，就是海拔三千多米的当时落雪矿选厂。看了，那种感觉更自豪，为什么呢？落雪选厂，当时是东南亚最大的选厂。

这就是俞国辉参加工作的地方----让俞国辉无比自豪的落雪矿选厂。看着邻居家伙伴当上了矿工，哥哥陈敏一边盼望着春节的到来，一边憧憬着自己的未来：一毕业就能有个好工作，最好当上一名打眼工。比陈敏小5岁的妹妹陈英也在规划着自己的人生，初中毕业就到矿山上班，最好当一名矿山接待员。
春节即将到来，为了解决青年职工婚后生活不便的困难，只要结了婚，矿务局就会给职工分一套苏联式建筑式样的宿舍。
上世纪50年代，东川曾经是苏联援华的156个项目之一，那时苏联人帮助东川矿务局盖了很多职工宿舍，苏式宿舍高大明亮，比镇上的房子好了很多。除了能够分到房子，矿山职工还有很多其它的福利待遇。

俞国辉：还做过服装，那个时候就应该说，很前卫的一种制服了嘛，并不是像原来的劳保的，工作服之类的，不是这个概念，就是发制服了，还是很前卫的。在东川来说是，又发了皮衣给职工，发了手表，那个时期，恰好我们也是在，将近要工作的时期，还是感觉到能够这个单位是最好的。

陈英的父亲没有赶上好机会，心中却充满希望，等成了矿山一员，不愁没有好的待遇。
这年春节矿山异常热闹，陈敏一家却因为调动的事情心神不宁。在除夕鞭炮声中，全家都在急切盼望着父亲的好消息。
春节过后，矿务局职工坐上了新买来的大客车到全国各地去旅游，随着远去的客车，陈英父亲的调动也宣告失败。
然而，希望并没有完全破灭，尽管父亲进不了矿山，但矿务局领导答应让大儿子陈
敏参加招工，条件是陈敏必须年满18岁。

陈敏：人家统一招工，当时呢年龄太小，如果呢，户口能改到十八岁，他们可以招进来。那么这个话搁下来以后，他又开始做户口上这个文章，找他的战友，原来在汤丹派出所当所长，他就悄悄跟他疏通一下，把户口改个两几岁，当时那个人没正面答复他。

派出所长是父亲的老战友，父亲还送了礼，看来成功的把握还是很大，父亲急切
地盼望着，可是迟迟没有等来消息。
春节过后不久就是矿务局每年的春季招工，不知道陈敏还能不能赶得上？

陈敏：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又整不成了，因为这个招工指标它是有期限的，不可能等你办半年，就是一两个月时间，你必须要办完这个事，你才能走的了，这个事情就算告结了，就没有办成。
陈英：最终呢还是没整成，我还是有点失望，失望以后，我就想管它呢，只有认命了。

这年春天，父亲和子女们全部被拒绝在了矿务局的大门外。
陈英初中毕业后在镇上当小工帮人干起了盖房子的粗活，到矿务局上班的愿望最终落空，成为风光的女招待员变成了永远的梦想。
陈敏仍然怀揣着矿山梦，中学毕业后在矿山机械厂当了工人。机械厂属于东川市辖属，和矿务局并没有关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东川矿务局破产，大批矿山工人下岗，陈英年轻时的偶像矿山女接待员下岗后家庭破裂，独自一人离开东川，从此杳无音信。
矿山子弟俞国辉在矿务局破产前把工作从矿山调到东川市，从而避免了下岗的命运。
陈敏在机械厂干着修理矿山机器的工作，陈敏说，因为自己修理的机器会在矿山上轰鸣，心里也算得到安慰了。
如今，陈英在汤丹镇政府的“为民服务部”工作，陈英常常感到庆幸，幸亏当年父亲没有调到矿务局，否则自己很可能也会和女接待员一样落魄。
陈英的工资并不高，但旱涝保收，过着平静的生活。
许多年以后，命运给了陈家另外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