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山河·东川（5）调动（上）

直到今天，当陈英回忆起第一次来到汤丹镇时的情景，仍然能够体会到那种局促、自卑和羡慕交织在一起的心情。
1972年，陈英的父亲把工作从乡下调到了汤丹镇，从此成了镇上的国家干部，陈英一家也随即变成了汤丹镇的居民。这一年，陈英7岁，哥哥陈敏12岁。

陈英：当时给我的印象我就觉得汤丹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呢？它几大矿山，因民矿、滥泥坪矿、落雪矿，有个大事小务都汇集在汤丹，就相当于汤丹是矿务局的首府。
陈敏：矿山这一块，很刺激的东西太多了，一开始，刺激的是矿洞、电机车、索道、选矿那种皮带运输机，觉得太神圣了。我们所有邻居的，他们的家庭，父母都是矿山系统的，他们比我们有优越感。

同一年，余国辉一家也从乡下搬到了汤丹镇，住在了陈英家的隔壁，余国辉和陈英一样也是第一次来到汤丹，不同的是，余国辉的父亲是一名矿山上的汽车司机。
一条街里的两家人的生活，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东川几十年的生活流变。

俞国辉：当时的农村就是一个土地方，那么来到这个矿山，始终觉得整个矿山的这种气势。现在呢说气势，那个时候，孩提那时候，只能说是一种印象中，很新鲜，觉得很干净，很清爽。比起农村来说就应该说是，在这个内心就有很大的变化，每个单位的大门上，奇灯异彩，红旗招展，才进那个学校，应该说是还有一种胆怯内心，应该说是又好奇又胆怯，就是那种，一开始的时候跟同学还很不敢接触，那种心理现在都深深记得。

汤丹矿是东川矿务局四大矿山的中心矿，汤丹镇是矿务局的局机关驻地、 “天黄黄，地黄黄，黄水里飞出金凤凰”，汤丹就是这只“金凤凰”，有时人们也会把它称作“小昆明”。
自从来到了汤丹，矿山就在这些乡下少年的心里扎下了根，只不过陈家兄妹是镇上的孩子，余国辉是矿务局的子弟。
七十年代的矿务局一般每年都会有一次招工，矿务局的招工并不是面向全社会，只有本单位的职工子弟才有资格参加。

陈敏：从我们的心里就没有想到，矿山工人艰辛、危险，就是觉得有一种崇高的概念在里头。上班坐着电机车进去，大水鞋一穿，水衣、水裤、工作服、棉衣，全部都是属于国家发。坐电机车一进去，然后，今天的工作干完，电机车坐着出来。当时的电机车，从我们这种角度，连火车都没有见过，认为那种电机车是相当不得了的东西。矿山上就是热火朝天，他们是井下工作的，他们是三班倒嘛，用电机车。工人们上班带着安全帽，挎在肩膀上，穿着大水鞋，戴着手套，有一些还戴着防护眼镜，很羡慕。开洞子的那一块，在我内心当中觉得很风光的那种味道。

刘世富：在整个东川我们矿山的工资是最高的，相当于一般的工人，就像我们这种工资的嘛，当时，在我们拿五十多块的时候，等于一个县长，县委书记的工资。那个时候一个县长，县委书记的工资也就是五十来块钱。井下一个基本工资，比如说下井就是四级，一下井就是四级，放宽就是五级，再涨就是六级，六级就是八十八块三角三。那地方上才是四、五十块钱，发多干部，发多就是四十五块钱。像我父亲那种，工资也在三十多块，到四十块的工资，但是人家的工资拿到六、七十，七、八十块的工资。

汤丹有一座露天铜矿，那时的汤丹矿山，炮声一响，农民就会背着竹篓来抢矿石。运矿车后面，常常跟着一群农民，等着掉下来的石头。那时的一筐矿石能卖200元，比东川市里的领导干部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很多。
李德高：保安堵也堵不住，反正就要来抢，在洞子里面炮一响，他也要来抢。从汤丹我们镇政府的上面拉矿，每天不停的，我们喊的大黄车，以前我们形容就喊大黄车，反正一夜拉到亮，反正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个东西是分不清楚了，有时候，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反正国家炮一响，大炮一响，黄金万辆，都来抢。

陈英的父亲是汤丹镇办事处干部，母亲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就连亲戚也没有一个是矿上的，矿务局的招工自然轮不到陈英一家。
刘世富：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子女可以顶替，有这个优越性，所以很留恋矿上，地方系统很烦，读不上大学，读不上中专，就分不了工作。矿山系统呢就是，比如说我退休了，我退休了，我一退掉，我儿子就可以顶替我，我媳妇退掉，我姑娘就顶替。顶替在这里是最大的吸引力。地方系统是靠自己的，矿务局的职工子女，初中一毕业或者高中一毕业，还没就业之前 ，他就到他本单位的劳服公司待业，以前喊待业队。等到每年招工的时候，一招工他就走了。原来就是在学习成绩这些都很不重视，很不提倡你学习成绩，只是觉得是一种过渡，想着最崇高的就是把物质生活搞好，找个好一点的工作，自己很向往很崇拜的那种工作找一个。

五年前，陈英的父亲把工作调到了汤丹镇，成为一名镇上的国家干部，五年后，父亲又一次谋划着调动，这次的目标是矿务局。成了矿务局的人，不仅自己的工资能够增加，子女招工自然也不成问题。
父亲又一次行动起来。

陈敏：我就是记得，当时我父亲跟我母亲，有时候在饭桌上，或者晚上，坐着聊天的时候就会讲起他调工作的事情，当时最想活动的就想调过去，调过去以后，解决我哥哥的就业问题。他说我们的娃娃没有职业，矿务局也去不成，进矿务局最好，挣得着钱，对这个家庭也好嘛。当时就说是，他一过去了，第一步我的问题解决。

陈英：我在我们家几姊妹当中是身体最单，以后就业是最难的。我父亲就讲了，像我身体又差，我小时候天天贫血、头昏，我爸爸就讲了说是。你看像她这种嘛，在地方系统根本工作不掉，还是要想办法调过去，调过去以后，我可以沾矿务局政策的光。

七十年代的东川矿务局，大约有两万名职工，东川市以及东川下属的很多乡镇都是为这些矿山职工的生活服务的，陈英的父亲作为镇上的干部从事的工作更多的是辅助矿山生产，父亲决心让自己也成为矿山中的一员。
东川矿务局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出版过一本标有“秘密”字样的铅印图书，图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矿山的文字，“矿投资11.22万元建成了水泥块公路，公路两旁的住房一条曲线式的依山而排，住房犹如两条巨龙齐头并进，中间夹着一段白练似的公路。难怪工人们风趣的说这段公路是华沙一条街。从中心区到一坑住宅区，总共不到三百米的地方，就有一坑食堂、丰盛小吃、淑祥小吃、回族小吃和回族食堂，职工在伙食上的生活大有好转。”
陈家兄妹和俞国辉两家虽然是邻居，但由于各自父亲的工作岗位不同，两家的生活也拉开了距离。

陈英：我们当时就是说，一家六口人靠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我们必须自己盼着，当时喊叫自留地，盼点菜，来再填补维持生活。你说逢年过节差个十多天，他们的肉就买回来，摆着了，反正拿一个大铜盆装着，像我们去他们家玩的时候，就看见了。他们矿工每天回来以后能在餐馆吃点红烧肉。早上呢，吃早餐的时候，能到食堂吃到饼，煮点面条米线吃。但是我们农村这一块，根本什么叫早点的话，应该说，还是很不知道的，一日两餐，不是一日三餐。我最记得他们宿舍里面到处都是罐头，红烧肉罐头、鱼罐头，那会儿还没有午餐肉罐头，就是红烧肉罐头，鱼罐头，那个压缩饼干，印象当中好像就是那么一小桶，一块一块，薄薄的，就觉得好新奇呀。有时候忍不住就会去跟别人要，他们就会提前，把这个带鱼买回来，把带鱼上面那个粉粉洗干净，洗干净就在外面挂着，挂成干的。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就挺羡慕他们的。其他朋友，那些父亲的朋友到家里头，同样也会带着小孩来，那个时候家里的带鱼，洗了，晾好它，来了炸一点。酱油，蒜苗烩一下，自己吃着也好吃，看着其他人吃，更好吃那种感觉，也是一种当时招待，相当高档的一种招待了，应该算是。

70年代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富裕，可口的食物常常留在孩子们的记忆里，一种矿山特有的食品在孩子们的眼里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陈英：它那个肉它根本不放什么佐料，放葱，放什么，全部是一坨肉在里面，它里面就是肉，就是有这么大，肉就剁成，我们现在喊的末肉，就包在里面，它可能就是放一小点盐，那几年可能也不存在味精，就是放一点酱油在里面拌拌，拿个小手巾包着拎出来以后，好像是最时尚的了。当时做的相当大，又白，白面还好。如果说我们吃的话，那个时候还很小，可能一个就吃的很撑。

这就是儿时记忆中的美食，一种专门给井下加班的矿工们特意制作的大馅包子，矿山上的人们把它叫做“保健包子”，一个保健包子足有半斤重，而且馅大皮薄，是矿山独有的食品，只有井下的工人才能够享受的到。

俞国辉：井下工人，就是井下一线，打眼、放炮、打掘进的那些才能享受这个，其它辅助工种都不能享受，应该是能搞到手的，我的父亲能带来。当时就觉得心里就觉得父亲太伟大了，有这种感觉，自己太幸运了。
陈英：送保健包子的那些矿山工人，背着大保健包子去送，像他们遇到我们了，我们会问他，叫叔叔，你们的包子卖不卖？他说，我们的包子不卖，要有票，我们说我们没有票。哎呀，送你一个吧，就给我们一个，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矿务局的条件太优越了。那些朋友都会给一些回来，觉得那个时候，孩子那时候，应该说小学的时候，太幸福了，中间是一坨肉，外面包那么大个包子。

由于父亲是矿上的司机，俞国辉常常可以得到这种只有一线工人才能享用的“保健包子”，通过给同学发“保健包子”，农村来的矿山子弟俞国辉逐渐找到了自信，可是邻居陈英却没有那样的好运气，陈英就读一所矿务局下属的学校，身边的同学大多是矿山子弟，这让来自地方家庭的陈英常常能品尝到自卑的味道。

陈英：我们基本没有玩具，我们女娃娃一天跳橡皮筋，抓石头，打沙包，当时他们就有拿着卡车，小娃娃那个小卡车，然后是手动的小枪，那个他们就能买的起了，我们没钱买不起这些。刚开始吃泡泡糖，当时比较新奇，老是觉得怎么这个泡泡，怎么会吹得出来，但是我们又没有钱去买。当时就想，自己就想办法，在家里边拿面来稀释，黏啊，不是到最后，不是有一小点点黏的嘛，就拿到嘴里面去吹，嚼啊，但是嚼半天都吹不出来。当时就是觉得很羡慕他们，就是有这个条件可以去买嘛。我最记得，原先我家隔壁住的那家，有一个收音机，天天放收音机。我们羡慕他们，早上七点钟也放，晚上也放，但是作为我们这种家庭，就没有这种条件，就只能一家人，拢一拢火，就围着桌子，好像凡是新奇的东西他们都可以，提前就可以享受得到了。我们好像就没有这个条件。凡玩的东西就说是，你像玩具，还有就是头上的小饰物这些，基本上我们在那时候根本就不敢想的。

为了能让子女们过上和矿务局的孩子相同的生活，更为了下一代的前途，父亲的调动正式开始了。陈英的父亲以前当过兵，他最先想到的是那些早年的战友。

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办事情还不兴送礼，父亲联络感情的办法是传统的请客吃饭。

陈英：他可能前前后后请过四、五个人。在家里面做，当时就是生活条件比较差，一个月有十斤肉，一个人，按人口供应。当时每个月，像肉票买了以后，副食品票买了以后，买了东西随便炒点菜，喊两个人来坐坐，就是在炊事方面，我也没有工作，我老公的工资才有五十多块钱，我们家比较困难。就是说到处都找人帮忙了，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你也不可能吃到什么，请来吃顿饭，大家老朋友坐在一起，聚一聚，聊一聊，把这个问题顺便说说，你想办法，我想办法，解决一下子女方面的问题。

家住隔壁的俞国辉，他的父亲也同样面临工作调动。俞国辉的父亲是矿务局开大卡车的司机，等待他的是一份更加轻松的工作。

俞国辉：我父亲，当时市里面领导看重，要调他下来开小车了。他当时开的是捷克的那个，泰脱拉，四个轮子的，非常大，非常吃力，又脏，那种车就是那个柴油车，非常脏，非常辛苦。在我的印象里，但是他就坚决不来，比如说你瞧重我，只调我一个，喊你调动工作，矿上定了政策，要走就走，全家走，房子退出来，工资不能带，你想走就走，原来分工或者说是这个部队转业想进矿务局是很难的，只有进不了矿务局的才回到东川市里面来。

东川矿务局建于1952年，是国家一五期间苏联援华的156个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经过20多年的勘探开发，东川矿务局已经建设成为全国大型铜矿山，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社会，就像当时中国其它地方的部队大院、部委大院一样。
东川矿物局处在乌蒙山脉云南高原北部山脉的高山峡谷间，矿区和金沙江只相距几公里，高差却达到千余米，民间有“隔沟喊的应，见面走一天”的说法。在这样偏远闭塞的深山里，每一个矿都建起了商店、粮店、电影院、篮球场、银行等等，用工人的话来讲，就是“除了没有火葬场，北京有的这里都有”。

俞国辉：他们那栋办公大楼盖的非常漂亮 那个时候，95年好像是，我记得当时东川市还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把这栋楼盖到新村来增加城市这个，起码的这个，为这个城市增添点色彩，但是他们都觉得不盖，就是要盖在它上面。当时矿务局的人，我觉得他们人才辈出，他们来自方方面面的人很多，都是就是在东川矿务局，建矿的时候嘛。当时除了台湾省没有人来，祖国的所有省都有职工，都有人，到东川参加建设的人，所以说，应该说带来了很多的方方面面的先进文化、思想，所以当时为什么矿务局那么自豪，甚至有些时候觉得，好像有点看不起地方的这种观点。

陈英父亲的调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可没过多久就遇到麻烦，陈英的母亲极力反对父亲的调动，因为请客的代价实在太大，父亲每请一顿酒席，全家人一个月都吃不上肉，生活会变的异常窘迫。

陈敏：我父亲的工资已经到五十多块了，五十四块几。你这点工资拿来，几餐饭就吃光，一样事没办成，曾经他们还吵过架。我们最记得有一回，有一天晚上，吵吵以后，我母亲觉得这个日子不好过了，她说她要吃药，可是我父亲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严重。因为当时也没想到，像现在可以进医院看看，那个时候我记忆犹新，太深刻了。可能十二点多钟，这个车说是去厕所舀了粪便，舀了一大坨来摆着，就告诉我母亲说，你吃吗？你吃药我拿粪来灌你，让你吐出来。

母亲的反对阻挡不了父亲的脚步，父亲仍然四处求人，多方打听。求人成为陈家那段时期的中心任务。陈英和哥哥耐心的等待着，他们也随着父亲的调动展开了憧憬，幻想起了未来的美好生活。
父亲感到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不仅要为子女们的前途铺平道路，还要给妻子一个满意的交代，然而有着很强优越感的矿务局似乎和地方政府之间有着一道鸿沟，全家人的目光集中到了父亲身上。
东川铜矿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陈家，也吸引着生活在它周边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