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山河·东川（2）诞生（下）

在全国支援东川的号召下，紧随张东海之后，来自祖国各地的大队人马迅速聚集到了东川，贫瘠的乌蒙山沟谷里近万人的吃饭问题一下子成了头等大事。

张东海：运的蔬菜呀，跑到这个乌龙，用马拖上点菜，那多金贵啊，吃的白菜就像吃肉一样的，那时候，那个时候还说白菜贵了，白菜不好了这个，吃的着那就好的。
沈正科：那个时候，饭票要省着吃，不然吃光了就没有，拿不着嘛，定粮食给你定死掉了，按照你的定量卖给你饭票，一个月买一次，那个饭票嘛，一个月买一次，你计划好一点。到月底还是顿顿都有一点吃，计划不好一点呢，就是说你想吃就买来吃。吃饱，你到月底，你就差个三、四天的也有，差个二、三天也有。

由于东川是国家建设的重点矿山，粮食供应还是可以保障的，但由于职工人数太多，食堂却来不及做出足够的伙食。

张东海：由于上人上的太多忙不过来，那个麦子你给它磨碎吃，不更好吗？磨不了，那个苞谷磨碎了吃不更好，也不行，就那么吃，囫囵着吃。食堂它也没有给你采取措施，直接把麦子煮煮以后给大家，用小碗直接捞给你吃，吃了以后，大家吃下以后就消化不良。
徐定龙：吃什么就屙什么，吃麦子大便解出来的也是麦子，厕所下面一大道，长出绿油油的来了。我门前就是一个厕所，那时只看见蛆全部在这拱麦子，看不到哪有点大便。
张东海：北京设计院的来了，他说，哎呦，这个麦子，怎么倒到便所里了。过了两天，他说，我也屙的是麦子。

滥泥坪矿有一支矿山护卫队，矿山的治安主要由这支矿山护卫队来负责。
东川开发时，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人们聚集在了一起，集体宿舍里常常发生冲突，由于矿山生产的是国家急需的军工原料，东川矿务局从最初就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张东海：有时候凶的很，拿着那个什么铁棒，什么小刀子，想动武。

张成银：当时你说那个矿山，除掉台湾省人，全国各省都有，福建人、广东人，到处的人都有。

张东海：很小的一个小个子，过去就很不礼貌，你来干什么，给我出去。我说来看看你们嘛，我说闲着没事，我来瞧瞧你们不行啊。要看哪一个啊？这个民族的习惯也不同，来了以后经常有点摩擦，有点摩擦就产生，往往是打架斗殴这种情况。

矿山隐藏着不安，秩序变的有些混乱，还不时有土匪出没，冷枪声有时也会划破夜空，可是严酷的环境更加激发了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张东海：山高风大机器小，男人又多，女人又少。那个时间女人少到哪个程度，就是医务室有几个，其他没有。因为都是下井的你哪里找，一个队上只有几个女人，没有年轻的还，都是有主的。年轻的都很少，像我们后来的同学们，有的搭伴来的，那也是有主的，你找不找？
徐定龙：你要排个十几个人的队，七、八排，来了一个女的，几十双眼睛是盯着的，是这种情况，感到稀奇，像那个故事说的，小老虎，说是见到女人可怕，老虎可爱。那个小老虎，那个时间喊女的就是，你看那边有个老虎，这个在我们这一代，已经就是直接就把她们喊成老虎了。

年轻的大专毕业生张东海照样找不到对象，还是父母在老家给他寻到了媳妇。

张东海：那能有什么接触，几天的时间，谈起来也是荒唐的。我呢是相信老一辈，她呢是给我们单位写了一封信，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她就在这么一个基础上，成的家。那就是说她相信组织，我相信我爹。

婚后的张东海终于搬出集体宿舍，新生活即将开始，然而张东海夫妻没想到的是新房竟然是和其它夫妻共用的。那时侯矿山提倡先生产后生活，矿里面无法给这些年轻夫妻提供单独的房间。


张东海：十二个平方的这种房子要住四家人，就是带家眷的，床基本上是挨着的，这个我都住过。我坐在我的床上，可以脚伸到你的床上去，就是两家人，就是自己有个蚊帐隔着，再加上矿山人也鲁一点。快开睡觉了还要开开玩笑，那个只能节制点，哪像现在那个，本来落雪那个地方，不要帐子的，不要蚊帐的，它也没有蚊子，就是遮羞。那个东西，只能是蚊帐对蚊帐，那个时候还有点粗鲁，开始了，他们那个时候喊下钻，绰号了嘛，所以就出了洋相了，出的洋相就是摸错了，不是摸错了，可能是意识的，已经有感情了，我两家在一起的话说你摸着我老婆在一起睡，就是一张布隔着。当时女的来的时候，确实个个都是扭扭捏捏的，都不愿意进去，非要劝，劝了还劝不进，不进你晚上住哪去？最后她也只好得去，因为她的任务是要孩子，没有完成，她是带着任务来住的，她不得不住，所以有这种心情她才能住。反正不管了，就像平常间说的那句话，你不怕丑，我也不怕羞了，不知道，这个只能说是天知道，这都是很可悲的事情。

半个世纪过去了，有些当年的建筑还矗立在矿山，只是物是人非换了主人，房间里住的还是结婚不久的新人，他们是在矿山打工的农民工。
1958年，东川矿物局下属的5个采选厂和两处大型矿山同时开工，人力一下子变的奇缺，矿物局当年再次招工12000人，全局职工数量激增到2万7千人，这次招工被形象的称为“工业抗旱”，从抗旱两个字我们能够体会到当年矿物局对人力的渴望。
严洪珍是矿务局的会计，那时侯专门负责给来东川的人报销路费。

严洪珍：分配了很多的大学生，分配来呢，总的就是集中在我们那边报帐，报完帐了以后，然后再分配到矿山去。一早上报多少人的帐，从上班队伍就排着了一直报到下班了，还有人上来等着，还要给他们报完掉，因为他们报销的时候，他拿着介绍信，介绍信上面就说着本人借了多少的路费，来这里报销，多退少补。

矿物局成立时，矿区没有一条公路，没有一栋楼房，所有物资只能依靠马帮从外地驮运进来，近3万人的衣食住行再一次成了令人困扰的大问题。

刘世富：我们干了一两个月以后，我们想跑了，我们想不干了。
雷昌萍：小萍，走了。他们喊我小萍，小萍，走了，我们不干了，我们明晚就要跑了。明天早上天不亮我们就要走了，我们家乡大概来了二百八十多个人，招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受不了，都回去就不来了，说难听一点的。
张东海：人大代表都走了，都受不了了。
张成银：万一实在真的委屈你，你想回来也可以，但是呢，你要考虑好。回来了，有干吃干，有稀吃稀。我那个时候是单身，一个寝室是四个高抬铺，上下住着八个人，我住在上层，我把灯开开以后，读这封信读了几十遍，反复的读，有干吃干，有稀吃稀。我说不行，根本这几个字分析，家乡也是不景气，不能走，走了就危险了，越来越，这个队伍越散，因为条件特别差，他肚子他吃不饱，他没有力气干活，他就往回跑，甚至有的人背着行李包往家走。

和大家一样，张东海也在犹豫，千里之外的家乡再次勾起了思乡情，生活就这样在彷徨不安中艰难的流逝着。

1959年，张东海的妻子产下一个男婴，张东海的兴奋之情无以言表，生活的艰难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按照中国北方的风俗，孩子的名字应该由爷爷来起，可张东海来不及征求父亲的意见，自作主张给儿子起名叫小明。

张东海：就感觉天亮了，那个时候呢是解放了，我们从那个时候，生活有了点保障了，所以就起了那么一个名字。

年轻的张东海当上了父亲，初为人父的张东海给远方的父母报告喜讯。从这天起，张东海一下子变了个人，矿山真正成了张东海心里的家，然而原本艰难的生活却变得更是举步履为艰了。

张东海：既高兴又感到是负担，没有人帮着这个带孩子，孩子没有去处，要照顾孩子还要工作，没有办法，小的时候就摆在家里头，把他挡起来，要哭就哭，饿了的时候来喂喂他。

张东海夫妻都是外省人，在东川举目无亲，矿山又在初建，幼儿园更是无从谈起，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这对小夫妻。

张东海：我也很少管，也管不了，也不会。北方这个习惯，好像这些都是女同志的事情，但是在这儿，这个男同志要管也管不了。你看吧，我一天一上山就回不来，那个是在井下，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小明诞生时，东川的大跃进运动还没有结束，张东海妻子虽然是家庭妇女，也得白天劳动晚上学习。

张东海：晚上学到一、两点钟，老伴背着娃娃，背着小孩昏在路上了。最后孩子哭，把那个大人哭醒了，是那样一个状况。我说那孩子滚到地下了，翻身都不会翻，哭的那个地上都哭湿了，连口水带眼泪，等到回来那个心里非常的酸楚。就是那样，孩子也哭，大人也跟着，也流眼泪，就是那么样的。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炮击金门战役，数万发炮弹倾泄在国民党守军阵地上，中国上空再次被战争的阴云笼罩。
多年以后，毛主席说：“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黄色炸药和大炮很顶事，帝国主义对这个很怕”。
中央给东川矿务局下达的任务在年年加码，矿山如同一台巨大的机器加足马力运转起来。国家迫切需要制造弹药的原料——铜。
“山路高、氧气少，养儿不用教，汤丹落雪走一遭，这句顺口溜本来是告诫父母用艰苦的环境教育子女的。但张东海却不得不把不到一岁的小明带上高原矿山，边工作边照看孩子。


张东海：他到山上以后就是脸又白嘴又青的，这个地方都发青，下来嘛这个嘴唇就有点红润，脸蛋上也有点红润。在山上就没有，是个假象，说又好了一点，又背上去，背上去，过两天又不行了，就是这样。就是缺氧，那个时候根本不懂，包括自己有病我也不懂。

字幕：矿山医院旧址
随着矿山建设的展开，生活还是慢慢好了起来，矿物局针对职工大量增加，部分职工思想混乱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开展“稳下来，钻进去”活动。
云南省总工会还拨款给矿山盖起了第一个正规医院——东川矿物局职工医院。

张东海：他妈妈带他在汤丹看病，汤丹有个医院，医院很简陋，但还是个医院。

儿子住进了医院，自己也分到了一间苏联式的职工宿舍，从此再不必和其他夫妻同住一个房间，一切都变的好转起来。
一封家书伴随着列车轻快的节奏飞向冀中平原的老家，信里张东海向父母报喜：滥泥坪的勘探有了重大进展、矿山盖起了大医院、自己也搬进了新房子，更重要的是小明的病情在明显好转。
就在家信寄往老家的路上时，张东海在工作岗位突然发起了高烧，不一会，调度室派人来通知张东海，小明去世的噩耗。

张东海：我在医务室打吊针，我烧到三十九度四，调度室打电话给我，她电话调度室接的，调度室通知我，后来我虽然病着我还是下来了，但是我下去，我爱人又上来，没有遇到一起，就轻易埋到那个，就那么埋了。现在那个汤丹的外科大楼背后有几棵松树那个地方，埋在那个后坡上了。

很久没有儿子的家信了，张东海的父母牵挂着远方的孙子，而千里外的张东海此时正陷在丧子之痛中无法自拔。

张东海：从一个城市到这么一个地方，环境又是那么个环境，条件又是那么个条件，又处于这么一种，无依无靠的这么一个状况，可以就是叫做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矿山还没有照相馆，孙子的模样老两口还不知道，他们凭着想象，小明一定和儿子一样结实俊气。

张东海：我告诉他们的，后来给他寄东西，我说不要寄了，人不在了。寄那个小衣服，老人缝的。

自从1954年登上南下的列车，张东海就再也没有回过母校，那个曾经让他充满理想的学校早已变的模糊不清，只留下《勘探队员之歌》在脑海中无法磨灭。
1956年8月10日周恩来总理以国务院国字35号文件下达“东川建设设计任务书”，不久东川被列为“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
从1950年开始，在这个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里，聚集了来自全国的1500名技术骨干，两万多名工人和60多位外国专家。因民、落雪、滥泥坪、汤丹矿相继诞生。
大山深处，东川矿务局拔地而起。
慢慢的，张东海从一个普通的地质队员成长为全矿务局的高级工程师，也从一个满怀激情的青年变成了垂暮老人。
如今，70多岁的张东海回忆说，儿子当年得的应该是高原病，是大人给耽误了。
日后的岁月里，张东海和妻子又生了两个孩子，对于父母来说，他们是小明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