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关注]海上偷渡调查（2009.5.30）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今对于咱老百姓来说，这出国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旅游的、留学的、探亲的、出差的，出国的理由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类人，他们的出国之旅却是永远见不得光的，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偷渡客。据北京出入境边检总站统计，在2008年，从北京口岸查获的偷渡人员总共700人，比2007年有所下降，而接收的遣返人员则达到了8000人左右，比上一年增加了12％。这固然是由于我国加强了打击非法出入境行为的力度，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世界各国纷纷严查和清理非法滞留在本国打工的外国人。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却依然有人执着地认为，外面的月亮就是比家乡的圆。

2009年3月18号，大连市公安边防支队的干警收到一条情报，显示有人正在预谋组织偷渡。

队长：途径主要是乘渔船偷渡出境，这个人数这块儿先定不了，人数主要是看组织者在那边策划预谋。

在对情报的来源进行了反复核实以后，干警们得知，将有大约十名企图偷渡的人员会在3月23号上午十点左右，从辽宁的铁岭市坐火车来到大连。

队长：因为情报这个来源已经说了，这个带队的有一个穿蓝色羽绒服的，姓徐，而这个人体貌特征，我们已经掌握。这个大连当时的天气呢，相对比较温暖一些，那么穿蓝色羽绒服这个特点比较明显，所以也方便我们在大连火车站进行布控。

干警们对23号当天从铁岭开往大连的列车时刻表进行了查询，发现确实有一列火车会在上午十点半钟到站，于是他们在火车出站口的各主要方位都安排了人手，但此时，意外却发生了。

队长：火车到了，那么就是情报所显示出现的这些人也没有出现，这个徐某也没有出现，我当时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情报是否准确，第二个就是是否是在中途下车。

在排除了第一种可能以后，干警们判断，这支企图偷渡的小分队肯定是在火车经过大连市郊区时，就中途下车了。

队长：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他防止这个原来所预定从大连下车，怕这个万一漏风声的话，容易暴露。第二个也有可能是他所联系的运送偷渡人员的船只，说停泊的地方可能就在市区的周边地区。

经过排查和情报核实，干警们最终确认，偷渡小分队的确是在位于大连市郊区的金州火车站提前下了车，随后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店。

队长：对这个火车站附近所有的旅店逐一进行排查，那么最终，我们是在火车站附近的旅店发现了有这么十来名，十名的铁岭的人员在那儿居住。

为了在不打草惊蛇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掌握偷渡小分队里人员的组成情况，以及他们的活动规律，边防支队派出了两名侦察员住进旅店，并在偷渡人员的隔壁开了房间。

侦察员：上厕所，还有让服务员去打扫卫生，还有去敲门给送水，这个时候，我就跟在服务员后面，服务员一敲门，我在他后面有一定的距离，我继续还是往前面走，但是我眼睛就这么一瞅，看见里面是不是这些人都在。

最终侦察员了解到，除了带队人老徐以外，总共有15名企图偷渡的人员分两批，陆续来到了大连市金州，并住进了同一家旅店，等待下一步的偷渡，其中除一名女性以外，其余的都是男性。

侦察员：有的能等十多天，他们也看时机，一般的时候，他们都挑一些雾天什么的＋＋　00：38：45安排偷渡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组织者），偷渡人员也不要太了解它（偷渡）这个过程，所以不让他们出门。

根据以往的经验，干警们判断，带队的老徐应该只是负责安排偷渡人员食宿的小蛇头，等人员到齐后，真正帮助他们实施偷渡的大蛇头才有可能出现。

侦察员：510，515这四个房间，四楼还有个409，开了之后就一直没住，那个女的和其他人在一起呢。。。一共16个人，现在有14个人在，就两个不在。它有两个楼道（出口），从门诊那边可以上去，另一个出口是从招待所上来，两个出口都可以通着。

从3月24号下午两点，侦察员住进旅店，到当天的傍晚六点，干警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主要信息，其中最不利的一点就是，由于这家旅店和隔壁的一家诊所都在同一栋楼里，因此进出的人员相对复杂，并且还有两个出口。

队长：这样的话，505、509、510，我们一人带两人，配三副手铐，进去之后，首先一个人直接奔窗口，把窗口给封住，然后另外两个人堵在门口，这样的话，他就是走也走不了。要不然别一急眼，就（跳窗户）。

为了避免在抓捕过程中，偷渡人员由于恐慌可能会做出的过激行为，队长姜运桓一再强调，要干警们注意窗口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位置。

队长：手机要控制住。

参谋长：进去以后，先把（偷渡人员的）手机都给他收了，然后都抓到后，再集中到一个房间。

3月25号，一条新的情报显示，这支偷渡小分队原本要搭乘的渔船出了一些问题，可能要晚几天再走。　　

队长：我们也害怕这是组织者放的“烟雾弹”，如果我们这个掉以轻心，那很容易就是这些人员突然间撤离，乘船偷渡出境。

干警们分析，下午两点是一个人员相对集中的时间，偷渡人员大部分刚吃过午饭，应该会待在房间休息，于是决定在这个时间实施抓捕。

当干警们走进旅店时，恰好发现有两名形迹可疑的人看上去正准备出门，经过旅店工作人员的示意，干警们确认，这两个人应该就是偷渡小分队中的一员，于是立即冲了上去。（现场2）

其余干警迅速地冲上了旅店的四楼和五楼。（抓捕现场1）

偷渡小分队的成员见到突如其来的干警，都显得有些惊慌失措。（女偷渡客反抗画面2＋1）

在对偷渡人员的身份进行了简单的核实以后，干警们把包括老徐在内的十六名偷渡小分队成员带回到边防支队，准备做进一步的审讯。

队长：我们更重要的是把组织者要挖出来，我们要对这个组织者实施这个刑事处罚。

据大连市公安边防支队的干警们介绍，从事偷渡这样危险的活儿，讲究的就是一个环节紧扣另一个环节。蛇头们也深知自己从事的是违法的活动，因此为了自保，他们早就摸索出了一套规范的流程。通常，大小蛇头之间都是单线联系，一个人通常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而对于其它的环节并不了解，这样就避免了万一中间一个环节出事，会牵扯出他的上线，乃至整个偷渡组织。正如之前干警们所估计的那样，在接受审讯时，带头人老徐交待，他的上线名叫李伟，参加偷渡的人员基本上都是这个李伟组织的，每个人的偷渡费用是六万五千元左右左右。老徐只负责把这些人领到大连市，并负责协调他们的食宿，直到李伟前来接手。事成之后，老徐能够得到一万元的酬劳。　

队长：他可能是先找这个徐某过来探一下路，探一下路之后，如果是大批人员下来的话，很容易暴露。

老徐：哎呀，你别说了，肠子都悔青了，后老悔了，其实我就像鬼使神差似的，稀里糊涂地就整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在审讯中，老徐交待，他原本在老家铁岭没有正式的工作，平时靠开出租车为生。最近一年由于活儿不好干，他经常闲在家里，这才认识了家住在临近乡镇的李伟。

老徐：我们是去年接触上的，在办这事之前，在一起扯扯闲话，打牌，在一起吃点饭，喝点酒，整这个事之前，就知道这点事，他说整两个人办出国，他找的人，让我给带到金州。

记者：这十个人下一步准备带哪儿啊？

老徐：下一步我就不知道，我就负责这块，等李伟来，他怎么安排，是他的事了。

老徐坚持声称，他是头一次参与偷渡活动，如今落到这步田地，心里感到非常后悔。

老徐：就是脑袋热了，啥也不说了。

记者：你当时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有没有问他们去偷渡过去干什么？

老徐：干活呗。

记者：当时你们聊的什么？

老徐：那有什么聊的，根本就不用聊，去就是干活。

记者：干什么活？

老徐：就是出劳力呗。

老徐告诉办案民警，在整个组织偷渡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李伟主动来联系他，并且经常会变换手机号。

侦察员：都是单线联系，而且他们有很多电话卡，好几个号，都是那种，你像指定谁跟谁联系，就是谁跟谁联系＋＋咱们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看他们的通话记录，什么的，通话记录时间都非常短，而且就是说他们用那个133加上一个号，就是隐藏号码。

经过一番说服教育之后，老徐同意配合警方，想办法调出他的上线李伟。恰好在当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李伟打来一个电话。

老徐：他说晚上九点来，到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他。

得知李伟可能会在当晚九点现身的消息后，干警们都很振奋，大家决定立即行动，赶往金州。但是在电话中，李伟只说，他到金州后再跟老徐联系，而对于老徐问的他是坐火车还是汽车的问题，却始终避而不答。

傍晚七点左右，李伟又打来了电话，提出让老徐晚上九点左右在金州火车站等他。

队长：我们当时就是第一判断可能是坐火车站，我们也查询了一下，大约晚上在9点钟左右，确实有一辆从铁岭方向开过来的火车，那么大约在晚上8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带着徐某＋＋就赶到了这个金州火车站。

干警们安排老徐在火车站出站口最显眼的位置，等候李伟，而其他干警则分布在出站口的各个方位。

然而，晚上九点时，李伟并没有如约出现。

队长：我们也害怕是不是虚晃我们（一枪），比如说他先告诉我们，他大约9点钟到火车站，那么他也可能试探，试探徐某是不是安全的。

正当大家感到万分焦急的时候，李伟再次打来电话并告诉老徐，他会开车过来，车牌以辽M开头。

终于，在晚上九点二十分左右，一辆黑色的，车牌是辽M的车出现在金州火车站。根据体貌特征的观察，隐藏在附近的干警们判断，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正是李伟。

我就是当时一摆手，所有隐藏在树后的警力全部将这个车就围住了，那么我当时就是伸手，我将这个副驾驶的门就拽开了＋＋这个车突然间就是加大油门穿进来，当时把我带倒，带了一个跟头。

面对准备逃跑的李伟，干警们赶忙开车追了上去。

队长：他们这辆车对地形也不熟，那么也是东跑西蹿的，最终跑进了一个金州火车站候车厅的院内，那么一下进来驶不通了，然后他们就弃车，开始跑。（抓到李伟）

根据办案民警的经验判断，在整个偷渡的生意链条里，这个李伟应该也不是最大的那个蛇头，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组织偷渡人员，并带领大家来到大连。而他的上线才是负责联络实施偷渡的渔船，并联系偷渡目的地前来接应的人员。相比之前的老徐，这个李伟看上去绝对是从事偷渡的老手了。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李伟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反侦察能力。

队长：就像挤药膏一样，你挤一点，讲一点＋＋就是拿一点证据出来，他看我们掌握这点了，那我就讲，你要是没问，没有把有一些东西指出来，他也不讲。

经过审讯，警方了解到，十五名参与偷渡的人员绝大多数来自于辽宁铁岭的腰堡镇和新台子镇，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家务农，没有正式工作。李伟主要是通过亲戚朋友等多种渠道，联系到了他们。

队长：因为他也是铁岭人，对他生活的地方，读书的地方，可能现在还有一些来往的，首先他也联系了几个人，其他的，他通过安排下面的人帮他组织偷渡人员，他给的价格比如是六万五千块钱，其他人可以在上面加价，你加多少钱，都是这些人所挣的差价，那么最终如果这起案件成功，他安排下面这些人，就会向这些组织（参与偷渡）的人收钱，或向家里的人收钱，那么收了钱之后，就给李伟六万五千元，其它的就是他们挣的好处费。

除了发展单纯招募偷渡人员的下线以外，李伟还用买二送一的方法，吸引偷渡人员介绍自己的亲友一同参与，也就是说如果能多带两个人参与偷渡，就能免去偷渡人员自己所需的费用。

在这十五个偷渡人员当中，那些并不直接认识李伟，而是通过他发展的下线，介绍进来参与偷渡的人则更加吃亏，有的花费高达七万元，甚至更多。在这儿，我们来算笔帐，以每个人交纳六万五千元的偷渡费用来计算，十五个人就是将近一百万元。而组织一次偷渡的成本又是多少呢？首先在组织环节，组织者多是通过亲戚朋友游说一些来源可靠的人，成本几乎为零。而在运送环节，据老徐交待，李伟只给了他一千元钱，来安排偷渡小分队的食宿。而到了真正的偷渡环节，蛇头通常都会联络一些想要赚钱的渔民，提供一些很破旧的渔船，实施偷渡。正是这种看起来一本万利的生意，才会吸引各方人士铤而走险，积极参与。

队长：按照乘渔船偷渡的模式来看，他基本上都是找好一条中国籍的渔船，基本上都是比较破旧一些的，拉着这些偷渡人员，从咱们这个中国港口出发以后，到公海，由公海再换到目的地国家的船只上，由目的地国家的船只，再将他们运到目的地国。

据介绍，目前的偷渡行为主要有三种方式，即伪造虚假证件，获得正式签证出境；货轮或集装箱夹带和渔船偷渡。

队长：利用签证偷渡出境安全，但是时间比较长，因为申请签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乘渔船偷渡就比较快，渔船找好，人员好组织，渔船找好的话，人员来了，只要登船，几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所以说乘渔船是危险，但是对于组织来说，见效是最快的。

特别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都加强了对出入境审查的管理，导致利用伪造证件，签证出国变得越来越困难。生意受阻的蛇头们开始转而投向便捷省事的渔船偷渡。

队长：从2008年来看，全国乘渔船偷渡的案件很少很少，2009年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包括从大连来看，确实我们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就呈现出了一个上升的趋势。

现场：干警检查渔船的相关证件

参谋长：我们在查获以后，如果查实，对渔船要没收，所以蛇头他不会给你找比较好的渔船、价值比较高的渔船，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选比较破旧的渔船，查获以后对他们来说，损失不大，但是这种渔船恰恰是咱们打击的重点，他们带着偷渡人员到海上以后，对偷渡人员的人身安全是没有保证的，危险系数比较高。

遣返人员：听着浪声打的船“嘭嘭”响啊＋＋当时我想，我能不能活着回去啊？我是搁在船舱底下，搁船帮上坐的，那浪花打过来，“咣”的一声，我当时真害怕了，后悔了。

记者：在船上后悔了？

偷渡人员：后悔了，后来就上韩国船，有的人就掉海里了＋＋两船靠这么远，船也不稳，一个人跳到海里去了。

记者：没救回来？

偷渡人员：救回来了，那有绳子扔下去，给他拽上来了，当时真是我也有点后悔了。

这个人姓王，是由于在国外非法滞留，刚被遣返回来的。老王是吉林人，原本是一名电工，听说出国能赚更多的钱，便于2003年在蛇头的安排下，乘渔船偷渡出国了。

偷渡人员：干建筑活，就像咱们的建筑活，就出力的活，先头是挺好的，有活干，供吃供住，2006年以后，就有点不好了，干活活也不多了，有活出去干两天，没活就在家待着。挣点钱，完了出去还得花钱。到最后算来又剩不了多少钱。

老王说，当时由于家里经济困难，一下子掏不出四万多元的偷渡费，蛇头答应他，可以到了目的地后再支付。通常到达目的地后，蛇头会派人监视偷渡人员的行踪，他们必须在抵达的一周之内交齐费用，才能恢复人身安全。老王的偷渡费，就是靠家里人东拼西凑才勉强交齐，之后再靠打工一点点还上了钱。

偷渡人员：他（蛇头）说当然一个月能挣一万五，肯定的保证，到那就保证，到那你花五六千，完了两三月，就能把那个钱挣出来＋＋当时我们也信了＋＋去了以后，和咱们想象的不一样。

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像老王这样的偷渡客只能在一些不正规的小工地干些当地人不愿干的体力活儿。由于语言不通和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经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

偷渡人员：有的人干了两年，欠的工资有两千万，那个国家的两千万，在咱们国家，人民币得有十五六万吧，那钱都没要回来。那不是一个人的，我看到很多＋＋不给钱是轻的，有时候干活的时候，还得骂，有的时候还打，受气的不是一两天的事＋＋　00：11：26想回也回不来，回来也不是，待着也不是，就稀里糊涂的，这几年稀里糊涂就过了。

老王说，工作上的艰辛，他姑且还能忍受，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即便是不好的工作也越来越难找了，他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偷渡人员：企业都倒了，中小企业就是资金流通不过来，就是全倒了，企业倒了，干活的人上哪儿干活去，没活了。

伴随着当地失业率的不断攀升，当地政府开始大范围严查非法滞留本国的偷渡人员。

偷渡人员：他们借吃饭时间，就是十二点多正吃饭的时候，他们来堵，个个都查身份证＋＋00：05：21查到以后，没有身份证，非法的，他们就带到法务部去。法务部完了以后，查你身份证查完了，就办护照，办完护照，你把你遣送回去，把我们遣送到当地机场，上飞机，手铐才抠下来。

记者：现在还想出国吗？

偷渡人员：不去了，太受气了。

老王就是在一次严查中，被他曾经生活奋斗了六年的国家遣返回来的。

老王：就用那个热情干活，我看到哪儿都能挣钱，搁哪边回来也能挣那么多钱，不非得跑出去受那个气啊。

老王告诉记者，还有些实在生活不下去的偷渡人员甚至主动找到当地警方投案，要求被遣返回国。既然国外是这样的状况，为什么在国内，还有一些人会执着地选择偷渡呢？

参谋长：我们查获的这一批都是第一次，大部分都是农民，到国外干什么工作不清楚，能挣多少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回国，本身还语言不通，所以他们对这方面没有充分的准备，盲目性比较大。

队长：现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影响下，可能工作相对不太好找，所以再经过组织者诱惑，在国外能挣多少多少钱，本来他们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也比较低，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对信息的交流比较闭塞，他们没有认清楚国外的形势也是非常非常不好，甚至比中国要差的比较多。

队长：那么组织者一诱惑，说国外能挣多少钱，所以他们就是说想到国外去打工挣钱。

记者：像这14的人最大的多少？最小的几岁？

队长：最小的是20多岁，最大的40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