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图探秘（下）

　　一张古老的地图神秘浮现，牵连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扑朔迷离的题记，真假难辨的细节，究竟是拙劣的骗局，还是失落的伟大地理发现？
　　2006年天下全舆总图问世之后，国内的大多数学者对这张地图的真假都表示了深深的怀疑，争论也随之展开。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业余历史爱好者加文·孟席斯是刘刚坚定的支持者。早在2002年，孟席斯就公开提出了郑和船队最早完成环绕地球航海旅行的观点，一时引起了轰动。他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上西方一批神秘的古代地图。与天下全舆总图一样，这些地图上所绘制出的一些地理情况，都超出了当时西方世界的认知水平。
　　孟席斯认为，这些知识的源头都是来自于郑和船队，刘刚的天下全舆总图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明。
　　但是，孟席斯对古代地图的这些推论，遭到了学者的反驳，大多数学者认为，孟席斯过度解析了这些西方古地图中的一些模糊信息。而它们的存在，也不能为刘刚的天下全舆总图的真假提供证明。用一个尚未成立的观点去证明另一个问题的真伪，在逻辑上显然是欠缺的。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和历史进程的发展，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已经变得更加丰富而生动。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也已经变得像是一个村庄。但是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会有多少了解呢？他们画出的地图，会是什么样子？
　　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十分悠久，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幅实物地图。它包括了今天甘肃天水伯阳镇西北的渭水流域和一部分放马滩周围的水系，令人惊叹的是，今天渭水支流以及该地区的许多峡谷在该地图中都可以找到。
　　伴随着中国古代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展，许多绘制准确精美的地图不断出现，到了三国之后的晋代，学者裴秀明确地归纳和总结出绘制地图的规则——制图六体。它们分别是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和迂直。
　　到了明代，中国进入一个航海图测制的兴盛时期。为了适应军事需要，明代学者绘制出了一批精美的地图。在这些地图上，我们基本可以看到与今天十分相近的地域行政划分和山川道里情况。但是问题是，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地图与这幅《天下全舆总图》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它们所绘制的范围就远远小于《天下全舆总图》，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不是世界观。
　　类似《天下全舆总图》的地图在中国诞生的年代被公认为十六世纪的明代末年，这就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的世界地图，它的名字叫坤舆万国全图，绘制者是明代末年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他运用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和近代数学知识为崇祯皇帝绘制出了这幅地图。那么，当时的中国人第一次看到它时，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反应时非常惊讶，不相信。很显然，在我们已知的历史记载中，天下全舆总图这样的地图与常识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如果在明朝初年，中国人就能绘制出这样一张世界地图，那意味着我们的祖先在地理知识和科学观念上，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种改变历史的假设能够成立吗？画出这样的地图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背景和技术前提呢？
　　画出这样地图的三个前提，地球是球体，投影知识。必须了解地球的实际地理状况。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果要绘制出类似于天下全舆总图这样的地图，就要求制图者对地球有着明确的认识，那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球体。明代的中国人是否有这样的科学认识呢？
　　在古籍《周髀算经》中，有“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的记载。很多学者认为这恰好反映出古代中国人的天地观，古人认为天像是一个倒扣的圆形斗笠，而大地则是这个斗笠之下一块方形平坦的盘子。中国人没有球体的概念，所以才说南辕北辙。
　　与中国古代相反，西方人很早就有了地球是一个球体的概念。早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古希腊时代，学者毕达哥拉斯就认为地球是一个球体。
　　但是刘钢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注意到对《周髀算经》这段话，三国时期古代学者赵爽有着另外一个理解：“物有圆方，数有奇耦。天动为圆，其数奇；地静为方，其数耦。此配阴阳之义，非实天地之体也。”
　　刘钢认为这个方并不是说大地是方形的，中国古人认为天与地是两个相互平行的穹隆形曲面。
　　在古籍中，刘刚也找到了一些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早在汉代，张衡就提出了浑天说。他认为天地是一个球形，地球位于中间，就像是鸡蛋的蛋白包裹着蛋黄一样，张衡还把这个球形的地球分成了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而地球的南北两端分别叫做南极和北极。由此看来，早在汉代，中国人就有了地球是一个球体的观念。
　　今天，通过大地测量，我们已经可以精确地描绘出地球的地表状况。而在古代，中国人也曾经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活动。公元724年,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行和南宫说就在河南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子午线弧度测量。
　　据此刘刚认为，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古代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了地球是一个球体，而大地是弯曲的。到了晋代学者裴秀制定的制图六体中，有一项叫做迂直。刘刚认为它指的就是将大地球面转化为平面的概念。
　　刘刚和大多数学者都将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时间互不相让。对“天圆地方”的认识，反映的是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地理观念，即使古代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理论水平，要想绘制出像《天下全舆总图》这样的地图，还需要一种特别的绘图技术手段，这就是地图投影术。我们的祖先在明代又是否具备这种科学技术手段呢。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近似椭圆形的球体，就像是这个橙子。现代绘制地图的时候，需要将圆形的球体转化为方形的平面来表现，就好象是把这个橙子的表皮平铺摊开，这时我们会发现，从橙子表面的中心开始，会出现一些开裂变形的裂缝，越是靠近橙子表皮的边缘，这种裂缝就越大，变形也越明显。在绘制地图时，这种类似的变形现象会严重干扰地图的准确性，这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呢？
　　答案就是地图投影术，它是运用数学技术法则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人们遵循一定的数学原理和运算法则，将立体的地球通过光的投影转化为平面的形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希腊的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最先开始研究地图投影问题，1569年，欧洲绘图家墨卡托最先用正角圆筒投影法绘制地图，开创了世界绘图史的新时代。
　　然而，刘钢通过研究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里就包含了投影制图的方法。在制图六体中，后三项分别是准望，方邪和迂直。在这其中，方邪这两个字引起了刘钢的格外关注。他认为对方邪和迂直的解读，这其实就是一种梯形投影法。
　　今天，关于对裴秀的制图六体的解读，学界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尽管如此，浙江大学的龚缨晏教授还是不赞同刘刚的这种看法，他认为，刘钢对投影概念的理解是错误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刘刚在中国古代地图中寻找着用梯形投影法绘制的地图。终于，一张绘制于清代的地图进入了他的视野。
　　在这一基础上，刘钢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早在中国元代，学者朱思本就已经绘制出了东西两个半球形的世界地图。
　　朱思本是元代的一位道教学者，1320年，他绘制了一幅名叫《舆地图》的地图，今天已经失传，但是明代地理学家罗洪先曾经见到过这张地图。在他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舆地图》，今天我们见到的记载是：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致背舛。
　　这句话刘钢认为有问题，他发现，佛经中有三自性的记载，一依他起自性，二遍计所执自性，三圆成实自性。实自一词是佛教中对圆形球状的称谓。按照这种解释，这句话就变成了：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致背舛。
　　刘钢认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朱思本绘制的地图采用了画里计方的方法，以圆球形状，在正中之处，依南北方向将圆球分为两个圆形，从而避免了将圆球相互交错造成的谬误。很明显，这幅地图是一幅东，西半球地图
　　在绝大多数学者看来，刘钢的这种建立在对汉语字句不同解释上的推论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朱思本的《舆地图》早已失传，也无法证明刘钢的假设。
　　龚缨晏认为：如果朱思本真的这么想，那么他的学生罗洪先的地图为什么不这么画呢？
　　实际上，自从天下全舆总图出现在公众视野以来，质疑和否定的声音占了绝大多数。对这张地图真假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摆在刘刚和学者们的面前，那就是，明代的中国人，对这个世界究竟有着多少了解呢？
　　按照传统的观点，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之前，我们的祖先是不太了解这个世界的，但是，就在这张地图里。刘刚发现了一个疑点，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南美洲巴西部分，利玛窦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伯西儿，此古苏木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巴西的古名叫做苏木，在旁边利玛窦有写道，伯西儿，即中国所谓苏木也。既然中国人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南美洲的存在，又怎么会有古称苏木这句话呢？
　　在古籍中，刘钢又有了新的发现，早在唐代，中国人就似乎已经到达了北极地区。
　　元代，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特殊时期，辽阔的疆域和发达的贸易往来，使得人们对世界的知识变得丰富起来，《元史地理志》中记载，一位来自西域的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曾经向皇帝敬献了一个特殊的仪器——地球仪。
　　今天，元代留给我们的记忆，更多的是这些制作精美的青花瓷器，光洁细腻的质地与生动优美的花纹图案，使我们对于那个时代最直观的感受。按照元史中的记载，扎马鲁丁敬献的那个地球仪，陆地与海洋的比例为三比七，这已经与地球的实际情况非常接近了，看来，那时的中国人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可能了解到更多的细节了，在历史的变迁和动荡中，这部元代的地球仪没有能够保留下来。
　　但是，这幅地图的出现，再次震惊了学者，它的名字叫做大明混一图，现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张地图绘制于明代洪武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89年，在史学界，对大明混一图的真实性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张地图被收藏在皇宫的库房里，明朝灭亡后，清代人在原地图的注释上重新贴上了满文的注释。可能是因为尺寸太大的原因，这张地图在历史上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这幅地图上，欧洲和非洲地区描绘得都很详细，非洲位于地图的左下方，在非洲大陆的中心还绘出了一个奇怪而夸张的大湖，最令人能感到惊奇的是，地图清楚的绘出了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如果我们把它和今天的地图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好望角不但形状非常接近于真实，而且角度也十分正确。按照西方人的观点，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船队才发现并绕过了好望角，然而这幅《大明混一图》明确地告诉我们，早在西方航海家到达好望角之前的109年，中国人就已经把它绘制在了一张真实性毫无争议的地图之上。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又发现了更多的惊奇。这张地图名叫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原图已经不存，今天我们看到的是1500年的一张日本人画的摹本。根据地图上的注释可以得知，这张地图的的绘制年代是公元1402年，在时间上晚于大明混一图仅仅十三年，原作者是朝鲜出使中国的使臣金士衡，他参照中国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这两张地图绘制出了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最重要的是，这张地图里也画出了非洲的好望角。它和大明混一图证明了早在元代，中国人就已经绘制出了好望角。
　　这两张地图的出现引发了人们的猜想，从时间上看，它们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就已经问世，那么，郑和有没有看过这些地图呢？如果看过，他又有没有可能也到达过好望角呢？
　　今天，学者们对大明混一图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非洲好望角的来源争论不一，南京大学的刘迎胜教授发现，大明混一图中的地名，尤其是一些外国地名，不少都是来源于阿拉伯语的音译。
　　据此刘迎胜认为，大明混一图的知识来源是阿拉伯人，其实，这也是现在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主要看法。自古以来，作为中西方贸易中间商的阿拉伯人，积累了丰富的科学技术与地理知识，他们完全有能力发现和测绘出好望角，但是，这一推论也存在着问题，阿拉伯人地理探索的动力是贸易，那么好望角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利益呢？
　　如果好望角本地没有发达的商业，那么，它是否是阿拉伯人的一个贸易中转站呢？
　　答案是否定的，阿拉伯人的贸易路线不是绕过好望角。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他们到达过那里。
　　这些疑问为大明混一图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如果说关于好望角的知识是来源于元代，来源于阿拉伯人，但是相关证据的缺乏，使得这一推论也像是一个学者的猜想。
　　天下全舆总图所引发的讨论，到此已经走得太远了。在严谨的学者看来，这也许是一段充满假设和猜想的旅程。无论如何，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实天下全舆总图的真实性，郑和船队的秘密也依然躲藏在历史的深处。刘刚在工作之余，仍然在继续着自己的业余研究。历史，也许就在一些看似大胆的假设中，通过小心地求证，逐渐还原出它本来的细节。
　　这些层出不穷的古代地图，激发着人们对历史的想象和追问。也颠覆着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每一次新知识的发现往往都是对旧常识的瓦解。这也许恰恰就是历史学不断发现，改变自己的意义所在。
　　真是谜一样的古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