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之都（三）

　　2007年4月的一个夜晚，在华夏文明的诞生地——中岳嵩山的山坳里，以少林武僧为主，演绎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伴着天籁般玄妙的乐曲缓缓拉启了帷幕。这是一场有700多人参加的大型山地实景演出，在浩大的山体背景和魔幻般光影的衬托下，广袤的夜空把禅宗少林文化和自然山水、现代声光技术、歌舞艺术融为一体，渲染到了极致，其情其景令人感怀至深，而更值得玩味的是，它巧妙地利用了这地造天成的佳境，结合地域特色，在商业上成功的运作，赋予了它新的历史内涵。
　　追寻着成功者的步伐，登上郑州紫荆山林木葱茏的商代城垣，回溯历史，一个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文明时代隐约展现在眼前……身处南北东西的交通要冲，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被誉为“天下之中”的郑州，自古以来区位上的优势诱得各路商贾纷至沓来，他们引重致远，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带着生漆丝帛、青盐海货及金银象牙，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铸就了古老商都的繁荣鼎盛。
　　在今天豫东重镇商丘的市中心，矗立着一座象征这座城市起源的雕像，他就是商人的先祖—王亥。史书记载：“王亥作服牛”，“服牛”即用牛拉车。在货币还没有出现的时代，王亥最早使用牛车，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拉着货物四处奔波，在各个部族间进行交换。所以，他也是贸易尚处于原始阶段的商业开拓者。
　　王亥为商族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并得到了后世子孙的隆重祭祀。因此，王亥的名字被保存了下来，甲骨文中有关他的记载有120多条。由此可知，王亥所创造的萌芽期的商业文明，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意义深远。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星光介绍：王亥就是在甲骨文里面对他的祭祀还是非常隆重的，这说明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并且商人后来也祭祀他，在甲骨片上写的就是王亥，那么他的“肇牵牛远服贾”这个活动，我认为那也是一种物物交换。
　　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它的缘起塑造了城市发展的道道脉迹。但城与市功能及结构的演变却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们的合二为一脱胎于单一的聚落防卫功能，这就是说，当聚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就有了控制聚落的权利机构，之后慢慢开始有了城，这个所谓的城，只是政治、军事的中心，是为了防御自然中的野兽和人为的攻击，其形制是由环形壕沟到地面筑墙逐渐演变而来。对此《吴越春秋》中说：“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上个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郑州西郊二十余公里的邙山余脉，发现了一座距今5300余年仰韶文化时期的古城，被命名为郑州西山古城。有专家认为，这座古城始于黄帝时期，应当是黄帝有熊国的国都，属我国最早的城址之一，其功能是座单一的军事防御城堡。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玉石介绍：这个不是方城，它大体上是一个圆形的，它的形状本身就是直接脱胎于原来的环壕的这种圆形聚落，它还没有进化到晚期这种比较方的城池那种阶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郝本性介绍：从功能来说最早期的城，特别是在战国以前，它基本上是为军事目的、政治的目的，因此这个时候的城只能叫城，不能叫城市。
　　东汉许慎所著《说文》中有：“市，买卖之所也”。意思是，市是买卖交易之地，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物质需求的增加而产生的。早期的城内开始产生分工，以满足生活的必须，这种分工首先造成了畜牧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从而催生了城内外交易的出现。 “日中为市”，天下人聚在一起，以物易物，各得其所，城开始具有了经济上的特征，交易场所也从不固定到固定，最终产生了市的概念。“城”与“市”的结合使城市成为一个经济实体。所以说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兴起是相互依托的。时至今日，“市”的大小、繁荣程度依然是衡量一个地方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
　　商朝人被视为中国商业革命的先驱，商人、商品、商业与商朝之间，应当有着直接的渊源。除了文献中殷人“肇牵牛远服贾”，是从事贸易活动的记载外；史学界也普遍认为，商汤是以工商立国的，也就是以手工业和商业为基础建立国家的。今天，考古人员在郑州商城遗址内除发现宫殿基址，还发现有密集的居民点，据此专家得出结论，商代时的郑州，城内已具有了“市”一类的交易场所。1959年，郑州市白家庄商代贵族墓中出土的460枚穿孔海贝，也为这一结论的成立提供了实物佐证。今天，这已成为专家们研究我国早期商业从“以物易物”到货币买卖发展进程的重要依据。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管理学院教授于希贤介绍：海贝作为一种货币存在，它是一种非常通行的一种货币，而且存在的时间很长，商代是可以说在中国用海贝贸易啊这个还是很通行的。
　　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为我们重现了商都兴盛时期，那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繁忙景观。到了商代中晚期，由于商都权力重心的转移，郑州亳都繁华不再。但城市的精髓和血脉，却依然决定着这座城市的发育和成长，决定着这座城市的品格特征，那就是 “商”给这座城市打上的历史烙印。
　　就“商”的字义而言，不同观点的学者各持其说，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商”是星名，象征大火星，商族人主大火，因此以商为名号。有人则认为，“商”字的上部像凤凰之鸟冠，以凤鸟为图腾的商族人，便把商作为了自己的族名。还有人认为，“商”像货架上摆放货物，是进行交易的会意字。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管理学院教授于希贤介绍：这个“商”字是什么意思，甲骨文当中这个商字我们把它演绎出来，就是进行贸易进行交换，就是要依靠城市，城市的结构，城市的等级城市的人口的数量的多少，还有城市的主体建筑等等。
　　传说商族的始祖——契（xie四声），是三皇五帝之一帝喾的后裔。相传契的母亲简狄在河边洗澡，因吞食了玄鸟蛋而生下契。契长大后成为英俊勇武的青年，并在帝喾死后继承了部族首领。契和大禹属同一时代，正处在史前大洪水时期。契因协助禹完成了治水壮举，而被舜封于商地，赐以子姓。据考证，商人最早的栖息地是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
　　商丘在河南以东，西距郑州230公里。是传说中三皇五帝之一颛顼的都城。商丘的“丘”字，在《说文解字》中是集市交易的场所。历史上地处中原文化与淮夷文化、黄河与淮河相间的商丘，所处的地理位置应当是滋生原始商业的最佳地点。
　　商朝末年，亡国之君殷纣王日夜沉浸于酒池肉林中狂欢滥饮，不理朝政。而此时，关中平原西部的周部族却筚路蓝缕，经过惨淡经营逐步崛起，其实力已可与商王朝分庭抗礼。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大举伐纣，商王朝终于在分崩离析中灰飞烟灭。
　　也许是祖先骨子里留下的基因，西周初年，失去土地的大批殷商遗民，饱受流离飘荡之苦，仅凭长途贩运以维持生计。随着他们经商的足迹延伸，商业的火种也以中原大地为中心四处传播开来。
　　此后，自陕西关中而来的周族人便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从事的行当为“商业”，买卖的物品为“商品”，这便是三商之源的由来。
　　当时周人实行“工商食官”的政策，即商人以家族经营为基本单位，其身份、居住区、经营商品等等，一律受到官府的严格管制。这一时期的商人实际上是官府和贵族的奴隶。他们不但没有自由，而且经商所得也几乎全部上交官府或贵族。准确地说，西周时期的商人，应该叫商奴。当时的这个商，仅仅是来经商，不和政治权利结合，地位是不高的。
　　纵观历史，商王朝具有传奇色彩的繁荣与衰落，也为“商人”、“商业”的由来注入了神圣的尊严与亡国之恨。
　　当光阴将郑州商都载入公元前806年，西周末年的周宣王把宗周畿内也就是今天陕西华阴县的一块土地，分封给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庶弟姬友，还将一批所谓的“商奴”赐予了他。姬友即历史上著名的郑国国君郑桓公。封地后的郑桓公看到王室腐败，国家殿堂将有倾覆之危，于是他卓有远见的将自己的封国从陕西迁到了洛邑以东、济水以南，以避免日后之乱，这便有了今天的河南新郑。
　　郑桓公初到新郑，因地域荒芜，他适时的利用商人的经营头脑强势国力、开疆拓土，为之后郑国400余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商人的鼎力相助，让郑桓公不仅解除了他们的奴隶身份，而且还与其订立了 “尔无我叛，我无强贾（gu），毋或匄（gai）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 的盟约，意思是只要商人不背叛国君，国家就不强买和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预商人的自主经营权。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介绍：我们知道在原来商周的时候，工商食官，就是商业跟手工业完全由官府来垄断，在这里面做工的，做生意的都是奴隶，郑桓公把这些商人解放了，取消了他的奴隶的身份，使他变成了自由民，而且还允许他自由经营。
   郑桓公与商人的盟誓，标志着华夏的商业文明开始步入法制化的轨道。从郑桓公立国到子产为相前后两个半世纪，在郑国无论国君，还是商人，均信守这一盟誓。此让郑国的商业得到空前的发展，“自由商人”脱颖而出，捷足登上了中国广阔的商贸大舞台。史书记载中的“子产为相，市不豫贾（jia通价）”，就是对历史上郑州地区商人按值论价、公平买卖，良好商业氛围的真实记录。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郝本性介绍：当时有一个晋国的贵族叫韩琪，那是很有势力的，晋国强大啊，跑到郑国来，他自己有一个玉环，郑国那个商人里头也有另外一环，他想配成一对，他就通过告诉子产说我想把那一玉环我买过来，子产说不可以，因为我们的祖上建国之初就跟商人订立了有盟誓，所以作为我继承，当这个执政者的时候，我不能违背这样东西。
　　郑国对商人的保护与诚信，有利的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忱。因此当国家处于危难时刻，商人总能竭尽全力，为国家排除忧患。史书《左传》记载，公元前627年，秦军在郑国内应的策应下，率400乘战车奔袭郑国。途中，恰好遇到前往洛阳贩牛的郑国商人弦高，看到国家有难，弦高用自己的智慧使郑国化险为夷。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郝本性介绍：弦高马上灵机一动，很聪明的就拿十三张羊皮，就说我是受国君的委派来犒劳你们，来劳军，这秦国本来是偷袭的，一听这个，坏了，说这个大概他已经有准备了，那我们打不赢了，赶紧就折回去吧。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弦高犒秦师”的典故。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散文家韩非子在他所著的《郑人买履》、《买椟还珠》等这些家喻户晓的寓言中，向后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曾经的郑韩国都里是商铺林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派的繁荣和谐景象。
　　近年，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在郑州与其周边地区先后出土了许多产地并不在中原地区的商代文物。据此专家分析，这种现象是古代先民们沿水路或陆路来此进行商业贸易造成的。
　　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首先攻灭韩国，在郑韩故地设置了颖川郡。此后的郑州，伴随着冷兵器战争时代留下的楚河汉界，助演着群雄逐鹿、血流成河的惨烈，盛况不再，逐渐被边缘化，终沦落为一座驿站小城。而汉唐时代的洛阳，不仅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商业都市。尤其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来自西域的商旅和艺术家们摩肩接踵，涌向了大唐的中心长安和洛阳。
　　元稹有诗曰：“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cui）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诗中描述了盛唐长安、洛阳崇尚西域风气，以融入其文化为标志，烈烈腾腾的大气风范。这种广泛吸纳的开放之风，在唐墓出土的大量三彩造型内容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唐三彩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曾经风靡一时，并留下了盛唐时期富丽恢宏的精神风貌。历史上，它曾作为国际贸易中的珍品搭乘着波斯人的驼队远销欧亚，但许多年来，曾与陕西唐三彩争奇斗艳的洛阳唐三彩烧制地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还始终是个谜。
　　　20世纪初清政府修筑陇海铁路，在郑州至洛阳间的巩义段触及到大批的古墓群，其中出土了数量惊人的唐三彩陶器，有人物、动物和器皿。当时，由于不清楚它们曾经的历史价值，施工者将这些三彩陶器当做废物整车整车地铺垫在了路基之下。
　　　随后部分残片辗转落入著名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之手，经他们鉴定后，将其定名为“洛阳唐三彩”，并给予高度评价。
　　　河南省博物院研究员刘建洲：这唐三彩不单是纯殉葬品啊，巩县过去宋代有个词人，叫张耒写了首诗，《谢黄师是惠碧瓷枕》
　　　巩人作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
　　　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
　　诗中恰如其分的道出了唐代巩义人烧制唐三彩的工艺水平与实用功能。然而在宋人著诗的六百多年后，今天的人才有幸在郑州辖区内的巩义找到了唐三彩的窑址。
　　巩义位于河南的中部，隶属郑州，东有虎牢关，西有黑石关，北有黄河，南有嵩山，是个固若金汤的宝地。洛水在巩义境内穿流而过，至神都山下与黄河交汇。这一带古称洛汭，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诞生于此，北宋9个皇帝除徽、钦二宗外，其余7位皆葬于此。
　　1973年，时任河南省文物杂志社美术编辑的刘建洲，在回老家巩义过年途经一个名为小黄冶的地方时，被路边土中蓝色的三彩残片所吸引。
　　河南省博物院研究员刘建洲介绍：要不是发现这炉片的时候，我还不引起重视，一看三彩炉带有蓝彩，这我们搞考古的有个特点：三彩挂了蓝，价格翻一翻。蓝色在三彩里边是比较珍贵的。
　　兴奋中顾不上回家的刘建洲顺着黄冶河开始了他的寻找，从小黄冶一直到大黄冶的沿河两岸他发现处处散落着唐三彩的碎片与“支烧”、垫片等烧制工具和模具。此时的他强烈地意识到这里是一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址。此后，他数次来这里进行考察，以印证自己判断的准确性。
　　随后，刘建洲将自己的考察结果整理成文章，以出版社的名誉发表。1976年，河南考古部门据此对黄冶窑进行了首次试掘，其结果证明，这里的确是享誉海内外洛阳唐三彩的故乡。
　　继巩义唐三彩窑址发现之后的1999年，在印度尼西亚某海域德国人打捞的黑石号沉船中，6万多件中国瓷器中发现有三件唐代青花瓷，它们的纹饰与之前巩义黄冶窑出土的白瓷纹饰对比完全相同，据此专家得出结论：“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三件唐代青花瓷属河南巩义黄冶窑烧制。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新民介绍：当时扬州是个大的海港，向外输出瓷器，就是在扬州就出土了有一批就这样的残片。应该说当时的唐青花，应该作为是海外贸易的产品之一了。
　　被誉为瓷中之瑰宝的唐青花，在20世纪之前世界上只发现部分残片，而完整的器物据说有3件瓷盘收藏于新加坡的林氏集团。正是因为他的珍贵与稀缺，许多年来，人们对它的研究愈加深入，其焦点集中在唐代是否烧制有青花瓷。因为国内目前发现的青花瓷其器形最早只追溯到元代。
　　大概是为了证明自己曾经的价值和存在，2006年10月，当考古工作者在郑州上街发掘唐代墓葬时，意外出土了两尊高达40多厘米的塔形瓷罐。两尊瓷罐形状相同，不同的是，一尊绘有童子曲棍球图与牡丹图，一尊绘有蜂蝶图与牡丹图，图形淡雅清丽，在白底蓝彩的衬托下看上去十分醒目。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张松林介绍：第二天下午把这个文物运回来以后，一开箱，我看到以后就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国宝。
　　上街墓葬中出土的唐青花十分罕见，从器形到图案都是过去从未见过的，经著名陶瓷专家耿宝昌鉴定，这两尊塔形罐均为标准的唐青花瓷器，且将其定位于国宝之榜首。它的出土一改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青花瓷最早始于元代的说法，将青花瓷的起源向前推进了近1000年，并且为巩义出产青花瓷找到了实物证据。由此说明古老商都的商业血脉不但没有被湮灭，倒是早就随着唐青花瓷远引到了海外。
　　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在国家奥林匹克公园内举办的“奇迹天工”文物展中，这两尊郑州出土产自巩义的唐青花塔形罐，带着盛唐的风韵成为展览中最耀眼的河南文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