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年华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双穿得走了形的鞋，它们曾经与她一起走村入户，现在仍旧伴随着她，风雨兼程三十载，平实、朴素、谦和，她就是北京市昌平区人口计生委原副主任王曙光。
　　北京市昌平区人口计生委原副主任 王曙光：“从部队回来，就来到卫生局，最后到卫生局以后，当时的计划生育跟妇幼保健是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卫生局看了档案以后，就给我留到局机关， 就一直留下来干计划生育，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过不想干，因为这活不容易干。”
　　一幅幅奖状，一对破旧的搪瓷水杯始终摆放在她家中最显眼的地方，这些物件跟随她在计划生育战线上奋斗了半生。她是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镇大黑坨村的计生专干金兆芬。
　　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镇大黑坨村的计生专干 金兆芬：“我是主任，妇代会主任得管计划生育，抓妇女工作，计划生育不好搞。”
　　“多子多福”、“过日子就是过的人”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足以说明中国以前的几千年里，男女结婚的主要目的就是传宗接代；“能生多少就生多少”是过去中国家庭最基本的生育模式。
　　谷守身：“过去的旧社会不怕儿女多，越多越好，是这么个意思，后继有人，一个孩子也是管，两个孩子也是管，就说放羊，一个也是放，两个也是放，多了一起放更好。”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安定，卫生条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加之长期缺乏对人口增长的适当控制，致使人口数量增长迅速。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大陆人口约为5.4亿,
1964年总人口接近７亿，1969年达8亿多人，1974年达到9亿。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依据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二十世纪七十年我国政府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实行人类自身生产的计划化。
　　王曙光：“1978年正式发文，国家发的文，计划生育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成立了，一直到县级成立这个计划生育专门机构，作为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
　　金兆芬：“回去睡觉做梦你也得说计划生育哪家怎样怎样，你得考虑好了，这个计划生育不好搞。”
　　以王曙光、金兆芬为代表的计生干部们，他们只知道计划生育是国策，并不晓得其中的酸甜苦辣。他们以年轻人的热情，积极地投身到繁忙而又艰难的工作中。
　　王曙光：“老百姓在七几年的时候不理解，不接受，但是农村的老百姓不理解，连城镇的都不理解，包括机关的干部都不理解。”
　　有一件事让王曙光至今还记忆犹新。
　　王曙光：“是79年发文，我们准备表彰第一批独生子女家庭，想在全县表彰一百个家庭。属于县、市两级机关干部，一百个都没有凑齐，可想而知这种阻力，这个工作（难度）特别大。”   
　　那时候，许多中国百姓还没有认识到，人口与现代化的命题在这个时候已经沉重地摆在国家面前。尽管此时计划生育已经被写入宪法，中国国民也知道了计划生育的字眼，但是人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中国严峻的人口形势。在中国农村，人们仍然在传统的轨道上安排自己的生活。
　　金兆芬：“都想着要孩子，有两个的，要三个，有三个闺女的，还要第四个。”
    河北省乐亭县庞各庄乡严陀村老计生专干 刘守英：“我就在地头上宣传，跟地头宣传，跟群众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刚开始就是宣传。”
　　计生干部们下乡入户、了解情况、调查孕情、做思想工作。群众家的炕头上、锅台边、地头旁、场院里，都是他们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场所。
　　金兆芬：“无论你有空没空，没空也得跑，有空更得跑。这个计划生育为主，跑了这些年这个自己也记不清跑了多少圈了，穿坏了多少双鞋，就更不清楚了。这一年一年的跑，一天一天，黑天白日的跑。”
　　刘守英：“因为老人家（婆家）孩子忒多，家庭看着过的困难，宣传一孩，对比呢，我婆婆家这么多人过的忒难，穿没穿，吃没吃，我说要是计划生育呢，一个孩子呢，生活就富裕，这是宣传孩子多和孩子少的对比。”
    他们耐心细致的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苦口婆心的说服不理解政策的百姓。
　　王曙光：“我们去户里做工作，男方不让进家门，我们在村里，在村大队部做工作给他，做工作的中途，这个人说着说着他还跑了。”
　　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王曙光：“这时候这男的跑回来了，拿了一把菜刀回来，举着菜刀，当时大家看着也都很紧张，我就喊了一句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不是就想生个孩子吗？生孩子你要不要命了，将来孩子谁管啊？就喊了这么两句话，菜刀掉地下了，我们就接着又给他做工作。”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摆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口膨胀的严重困境，国家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实行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
　　王曙光：“所以山区老百姓呢他的难度更大，困难更多，老百姓就跟我们直接就说，我们不生男孩子，上山里头摘果子去、去砍柴去，都谁去干？一个女孩，谁放心呢？真的是实际情况，我们也觉得是老百姓的实际情况。”
　　我们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比重高，社会保障机制覆盖面小，多生子女和生育一个男孩依然是许多农民的现实考虑，那时的计划生育工作真是“天下第一难事”。
　　刘守英：“困难那个难度已经大到程度上了，因为啥我非要一孩呢，其实老人不愿意我要一孩儿，，说一个孩子忒孤独，你一点儿不活分，我考虑我寻思着计划生育是个点儿，在严陀村我还是个计划生育里头的一个人，负责人，我就寻思着带头吧，群众认识不进去，咱们首先带头发动群众，搞这个计划生育，这回三番两次的搞这个宣传串户，慢慢地群众就有所接受了。”
　　家住乐亭县大黑坨村的谷守身老人在生儿育女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看法。
　　谷守身：“我们大黑坨村，说起来我们老谷家也是一大户，我们庄里头有一个孩子，有两个孩子就感觉孤独，在那个过程中，封建制度这个家族大了就觉着是好事。”
　　谷守身老伴：“又生个丫头、生个小子，后来又生了丫头小子，接下来又怀孕了。”
　　谷守身膝下有五女三男八个孩子，称得上是个大家庭。他一辈子勤劳肯干，可一家人的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
　　谷守身：“那阵子，我们苦恼就多了，隔一年生个孩子，大的哄小的，小的是带着困难特别大，他也不寻思认为为啥孩子多了好，结果咋样呢，吃亏。尤其是他母亲的生活，体格不好，孩子们呢温饱解决不了，赤皮露骨不太好受，在生活条件都没有的时候糊口都是个事。”
　　最让谷守身难过的日子要算春节了,中国人过年讲究孩子穿新衣服吃好吃的，可是谷老汉什么也拿不出来。
　　谷守身：“家里过年添件衣裳没有，我们这个大丫头她姥姥把这个棉衣服洗了又洗，凑了又凑。”
　　谷守身老伴：“接十七个接头，这件棉袄，还欢喜的没的方儿（不得了）。”
　　几十年辛勤的劳作，谷老汉一心想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却没能实现。一幕幕生活的场景，让他陷入了深思。
　　谷守身：“（我）没有往后想，一个孩子穷三年，你算算这个孩子多了哪有翻身之力啊，吃到了这个苦头了，一看不行啊，这不中啊，这个时间和这个形势的发展都不一样了，那时提倡计划生育，这一下恍然大悟了，还是一个孩子好，负担轻啊。”
　　谷守身老人用自己艰难的生育经历与深深地生活感受教导着孩子们。
　　谷守身：“相信党的政策，计划生育是个法宝，人一生的法宝，我说这个你们要记住。在这个影响下，孩子们的确是这样做了。”
　　尽管计划生育存在着困难和阻力，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甚至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已经理解了人口控制与国家前途的关系，从现实的生活中看到了计划生育和自己生存质量的联系，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
　　王曙光：“变了而且变得很快，因为这个传统生育观念五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在任何一个家庭都有这个想法，可是你给他一算了大帐以后，他才明白，他不但变，而且我为什么说变得快，有些符合政策的都不再生了。”
　　中国政府也考虑到了农村居民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把全面实施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列入“十一五”规划纲要。
　　王曙光：“崔村的，一个村里的有这么一对夫妇，可以生第二个，可是他们呢不要这个指标，是因为他们商店当时缺少周转资金的时候，我们通过（计生）协会给他解决了贴息贷款，把他这个最难的事解决了。”
　　实施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让农民切身感受到政府以人为本的温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
　　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镇大黑坨村计生专干 谷英：“咱们学习科学技术积极性特别高，比原先生孩子的劲头高的多呢，原先光惦记吃饱了喝足了。干啥，还吃不上喝不上，光惦记生孩子，这阵子可不是，学文化、学科学技术，我们村不攀比着你生孩子多少，重要是你这个大棚收入多少，到一块唠嗑就说这个。”
　　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民真正感受到了党的惠民政策带给他们的实际利益。他们开始实行少生优育，注重子女教育。也就是说这项政策早已不是一句墙上的口号，而是真正走进了每一个中国家庭。
　　王曙光：“看到今天这种成果觉得没白干，我们累没白受。”
　　金兆芬：“不后悔，为党工作不后悔，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干的。”
　　刘守英：“从不容易一直到后来群众真是自愿了，我没曾想我退休后，党又给了扶住资金，只要党给我啥工作，我都真是不加考虑不吝惜的为党工作。”
　　中国的计划生育使得世界60亿人口日晚了4年到来，这是中国对世界在人口控制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在新中国60华诞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计划生育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编导：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