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季羡林、任继愈

我一向都以为，哲学是抽象而艰涩的，哲学家的思维也是常人难以理解和企及的。因此，最初决定采访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不是因为哲学。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曾把他找去谈话，并在之后不久，受命组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他谈佛学的文章，也成了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我想，这其中有故事可讲。

他有着众多的学术头衔：国学大师、著名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奠基人；他也有诸多的行政职务，但他一生只认为自己是个学者、教授。九十高龄的任继愈先生第二次作客《大家》，畅谈他对当代教育的思考。

7月11日，同一天的清晨，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先生先后辞世，彷佛同赴天国之约。一位北大校友发来短信：“北大一日失两位大师”。我不敢称两位先生为“大师”，因为三两年前，我代表《大家》栏目先后采访两位先生时，他们似乎约定过，都是从“我不是大师”开始的。我是80年代末的北大学生，是先生们的后学弟子，我不敢违先生之命，我还是愿意按校园里最尊崇的称呼“先生”，来称呼这两位堪称伟大的学者。

二00九年七月十一日早晨，我的手机接到国家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张彦女士短信，心中一惊。急忙打开，短短几字：“任先生走了，四点三十分。”

采访任继愈先生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因为这位90岁的老人经常会抛出一些让你感到很意外的观点。比如他坦言在二三十年内，中国不会出现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三十年后，中国真正的文化勃兴时代将会到来；再比如他说文革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经历了文革就像是孩子经历过天花一样，从此就有了免疫力；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支持中国的教育改革，但是开出的方子却是恢复科举。相信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时间里，您会和我一样充满了兴趣地去聆听

    一直到节目播出，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觉得任老这期节目远远没有做到位。     无奈，在节目的最后一道工序，我寄希望于音乐编辑，希望用一些有点侠气精神的音乐，但没能如愿。